礼部的调阅令送到外廊时，牌房刚换过一轮值守。守门内侍见赵承珩的印记，先把门闩抽开一半，见沈婉清、郭禹颉和李卓苒也在，手又停在木闩上。

“御前只调三月初四、初六两日的值簿与牌匣清单。”郭禹颉把文书递过去，“不搜别处，不带走原册。你们先验封，再开门。”

内侍将文书举到灯下看过两遍，才把门完全推开。他没有去碰墙上那串钥匙，先让当班书吏取来封存簿，核对门口的泥印。封泥两端都压着牌房的旧章，边沿略有一道干裂，印记没有被拆过。书吏把时辰写在新纸上，礼部、内务局和东宫各派一人签名，三人同时在场，才许开锁。

牌房并不大，门后是一排窄柜，柜门外贴着木牌类别。借用牌、临时通行牌、粮道牌各占一格，底下压着各自的出入簿。最里侧有一道带孔的长木槽，槽口朝外，下面接着一只浅匣。值守人说，外廊忙时，借牌人可以把牌投进槽里，牌房再点数收回，免得人人排到柜前报姓名。

赵明月把手停在槽边：“牌从这里进来，谁扔的都不知道？”

“规矩只验牌，不验手。”当班的簿吏答道，“牌能回来，出入便算结清。送牌的人若要留名，另在值簿上登记。通常没人留。”

“那你方才看见的回收勾，只能证明牌进过匣，不能证明原来借牌的人亲手送回。”沈婉清说。

簿吏点头：“是这个意思。”

李卓苒让书吏把这句原样记入查验纸。她没有让人翻到阿宁那页便停，而是先核整本三月值簿的页码、装订孔和封角。三月初三至初七共五页，页次连贯，纸边没有新裁口；夹在初四、初六之间的两张点牌单，也都还在原位。她把三份清单分开摆，要求每人只在自己核验过的一项旁边落名。

“少一页，就能说有人拿过；纸页在，不等于每笔都记全。”她对赵明月道，“两件事不能互相替代。”

赵明月把手收回来，靠着柜子看她：“知道了。我今天不碰柜子。”

郭禹颉翻开三月初四的借牌簿。记录按时辰排列，先写“乳户代领”，后添牌面称呼“阿宁”，再记“午前出，申时回”。借牌目的栏写着“领粮”，经手处有一个蓝色小圈。初六那一页则写“外廊递粮”，牌面称呼仍是“阿宁”，出牌在未时，回收落在申末，目的栏也是领粮，旁边的记号换成一枚红点。

“两日都写阿宁，为什么圈和点不同？”沈婉清问。

簿吏抽出一张用字说明。蓝圈标内廊窗口，红点标外廊传递口；颜色对应领取地点，不对应借牌人的身份。不同柜台的账每天合抄到牌房，一旦牌还回，值守人会在收回栏打勾。牌面称呼只是便于值守人辨认，牌号一栏从头到尾都是空的。

“既然有不同的柜台，借牌人能不能有不同姓名？”赵承珩问。

“可以。”簿吏说，“要看柜台当日怎么记。牌房只记牌面和去向，不记领牌者的本名。若柜台另有收粮签，姓名应在那边。”

李卓苒将初四与初六两行并在一张拓纸上。它们的时辰、目的、收牌记号都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牌面上的阿宁。两笔之间隔了一整日，簿页上看不出牌是否当夜入柜，也没有记录它曾否被换过、重写过或交给另一个人。

“这本簿能证明什么？”她问书吏。

书吏照着原文答：“牌房在两个时辰分别借出过写有阿宁的牌，后来都记作收回。”

“能证明两次是一个人吗？”

“不能。”

“能证明两次是两个人吗？”

“也不能。”

郭禹颉把笔搁下：“这三句一并入录。不要只抄第一句。”

书吏看了看桌上三份拓纸，没敢删。他把“身份未记”补进两行之后，又在回收栏旁写明“投槽或柜台收回均可，回牌人未留名”。礼部书吏照抄了一份，内务局的人逐字核过，才在页边各自按下小印。

牌匣清单被放到另一张桌上。每月末点数一次，按称呼和用途归类，写牌面、数量、木质与保管格。三月初一的总册里，“阿宁”名牌记一枚，列在借还牌，存放位置是第三格。初四、初六之后的日点单分别写着“牌面已回，数一枚”。初七的盘点写匣内同类牌共十二枚，与月初总数相符。

“十二枚里，阿宁牌是一枚，还是所有临时称呼的牌？”赵明月问。

簿吏翻到说明页：“十二是借还牌总数。每枚牌单列称呼，阿宁这一项是一枚。但点数只核柜内数量，不核木纹、缺角、漆色。”

“如今柜中那一枚，就是初四、初六经手的那一枚吗？”

“簿上没有木牌编号，不能认。”

当班书吏取来第三格木匣。匣底整齐放着十余块木牌，表面都磨得发亮；其中一块写着“阿宁”，字上的朱漆比边角新。牌背有两道穿绳孔，左下角留着一块浅色木茬。小灯一直在门边看，直到李卓苒问他是否认得这块牌，他才走近半步。

“我没见过它。”他说，“莲娘给我看的牌不会把边角削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