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阿宁之名到底借给过谁?”赵承珩当着满殿人问。
殿内静下来。礼官方才说相合的那几条证据,如今摆在同一张桌上,彼此仍隔着空栏。使团书吏依照原册的说法答:“按记录,借给过乳户代领人,也借给过外廊递粮人。前者替乳户领物,后者送粮。册上没有他们的本名,只有当值岗位。”
“是两个人吗?”赵承珩问。
“不能确认。两次岗位不同,领牌时辰不同,记录没有记人脸或腰牌号。”书吏答,“也可能是两个人,也可能同一人先后做了两件事。”
一名官员说,外廊递粮与乳户代领本就可能由同一名宫人兼任,若是如此,至少可以把阿宁认作那个孩子的乳名。阿史那延将指尖压在“借牌登记”四字旁:“可原册写的是借牌,不是乳名。此处连乳户本人叫什么都没记。把代领人的名牌当成婴儿姓名,是第二次抄错。”
那名官员仍不肯放下:“牌子上既然写了阿宁,孩子身边的人也可能照此称呼他。账册无名,不等于家里无名。”
“这点可以保留。”沈婉清道,“谁在私下怎样称呼孩子,册子回答不了。但要把一个称呼写进身份栏,至少得有人说明何时、何地、由谁所取。现在只见名牌出入,连持牌人都没有全名。”
她说完将一张照看记录递给礼官。婴儿自入医舍以来,喂药、换衣和交接都记有时辰,姓名仍空着。若有人能拿出照看人口述、旧信或当时的称名记录,医署会另行收验;现有的借牌页不能替那些材料作证。
赵明月问使团书吏,归还栏里的小勾由谁画。书吏说,通常是收回名牌的牌房当值人,在牌匣点数后划记。那一勾证明当班人把名牌记作已收,不表示借牌人亲自归还。若由第三人送回,原册不会写是谁送的。
“那两次归还,能对上牌匣当日的总数吗?”郭禹颉问。
“活籍副录只有逐笔登记,没有牌匣日盘。”书吏答,“总数在外廊牌房的值簿里,牌房留存的副本尚未送来。”
赵承珩让礼部把这一处记作待查,并把“归还人不明”写在两次记录旁边。几名官员原本已经让书吏准备把阿宁填入婴儿的暂名栏,听见命令后,笔尖都停住。礼部承办人将那份草稿抽出来,撕下尚未签印的一页,重新取纸誊写。
“这不是否认孩子可能被人这样叫过。”赵承珩道,“只是宫里不能拿一块借还的牌子替他说名字。”
赵承珩让礼部书吏把早先那份摘录拿来。两份纸并排后,裁去的正好是“借牌登记”四字和方印边框。原抄本没有写明裁页的人,也没有附上摘录时间。使团书吏按原册字例重抄一次,在每个栏头之间留出分隔,医署官员当场核过,确认“阿宁”只出现在借牌栏,没有落进本名栏。
沈婉清问:“四次借牌的原签还在吗?”
书吏说名牌平日交还后会重新收进外廊牌匣,过期的木牌按月清点。活籍只登记借出与收回,不记录名牌销毁后的去处。原签若尚在,应当在使团收存的牌匣清单中;但他今日只带了活籍,没有带牌匣清单。
“那份清单由谁保管?”郭禹颉问。
“使团录事和外廊牌房各留一份。”书吏答,“牌房不属使团内院,要另行递文调阅。”
赵承珩让礼部把调阅范围写清楚:只查阿宁名牌在三月初四和初六的出入记录、牌号和归还状况,不搜整册使团往来,也不以借名登记追问孩子身份。阿史那延看过文书,将使团一方的印记盖在副本上,注明此举仅为核对名牌流转,不构成对婴儿的认领。
礼官还想在御前备档中写“阿宁随行”,沈婉清请他看原册的栏线。那三个字没有出现在随行名一栏;若照这样抄入,后来的文书会把借牌人变成使团成员。礼官停笔,删去“随行”,改成“借牌栏见阿宁,领牌岗位两次,个人身份待核”。
小灯没有进殿,医署的当值医妇把一张空白照看簿留在外间,继续记录婴儿换药和喂水的时辰。书吏将活籍原册合上,重新系回封线。赵承珩亲自核过签名,才让礼部将它送回使团暂存。
阿史那延收起印章:“名牌清单送到以前,我不会说阿宁是谁的孩子。等查到领牌人的名字,再看那个人当时替谁办事。”
沈婉清把查验后的摘录放入独立文袋。封面写的是“名牌流转”,没有孩子的名字。原先被当作婴儿姓名的阿宁,暂时回到了借牌一栏,待查的对象也从孩子转成了两次领牌的当值人。
礼部书吏将无效草稿与新誊的副录分别封存,注明前一份因栏线缺失不得作为身份依据。赵承珩在调阅手令上补写“外廊牌房值簿及名牌清单”,只核三月初四、初六的借还时辰与经手岗位。使团取回原册,医署留存照看簿,礼部收下摘录和调阅文书,三处各按各的封印。
阿史那延离殿前,仍未开口认领孩子。沈婉清将空白身份牌重新挂回医舍门内,医妇接过新一班的药碗,照旧在值守栏写下交接时辰。牌上没有添字。
散朝后,郭禹颉带走调阅令,先核牌房三月初四、初六的值守人名册,再查名牌清单。赵明月提醒他不要只按“乳户代领”去找人,外廊递粮的轮班也要并查。礼部书吏在副录上记下两项范围,三方经手人各自复核了日期,才将文书送出宫门。孩子仍由原医妇照看,身份栏继续空着;更正后的副录由三方各留一份,按封号交接,封袋仍完好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