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天，光宗把家里的钱分成了两个袋子。

一个是牛皮纸信封，厚实，边角用胶布贴过；另一个是白布口袋，李秀兰用旧被面缝的，口子上穿着根红绳，一拉就收紧。光宗在牛皮纸信封上写了“商”，在白布口袋上写了“家”。

许建国看不懂：“这又是搞么斯？”

光宗把两个袋子并排放在桌上，说：“摊子的钱，进这个。家里的钱，进这个。摊子的钱不能拿来买菜，家里的钱不能拿去进货。分开了，才知道哪边挣了多少，哪边花了多少。”

许建国挠挠头，说：“太麻烦了。我的钱不都放在一个抽屉里吗？要用就拿，没了就少花。”

光宗看了他一眼，说：“这就是没有账。”

许建国不说话了。他发现女儿用的是“陈述句”，不是跟他商量。那个语气让他想起李秀兰在灯下说“两个女儿，够了”的样子——不重，但你接不住。

“两个袋子，你一个，我一个。”光宗把白布口袋推到母亲那边，“妈管家里的。我管摊子的。”

李秀兰接过白布口袋，收口拉了拉，说：“你比你爸会过日子。”

许建国在旁边笑，也不生气。他坐在板凳上，剥了颗花生丢进嘴里，说：“还不是我生的。”

光宗没接话，把牛皮纸信封放进柜台下面的抽屉里。抽屉有一把小锁，钥匙用红绳穿着，套在她脖子上，垂进衣服里。这个位置是她自己选的——和爷爷的军功章一个位置。

十一过后，光宗干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

她自己去进了一批货。

看父亲进货看了快两年，她自己也上手试过几次小单——帮父亲去补几打袜子、退一批线头多的毛巾、在巷口顺手带两包橡皮筋回来。但那些都是小打小闹。这次不一样。这次她一个人，带着钱，去谈一笔像样的货。

那天是星期六，许建国有事，摊子交给光宗。光宗没等父亲回来，自己去了汉正街批发区。这边她跟父亲来过很多次了，但都是跟在后面看。这次她走前面，书包里背着钱。

巷子不宽，两边堆满了货，蛇皮袋、纸箱、麻绳捆着的塑料盆，码得比人还高。光宗从中间挤过去，有人用扁担横着走，她得侧身。有人蹲在地上理货，她得跨过去。她的个子只到那些档口老板的胸口，没几个人注意到她。她也不指望被注意。

袜子。她只看袜子。满档口的袜子，白的、灰的、蓝的、带花的，一打一打用牛皮纸捆着，像一排排码好的砖。她在一个档口前站住，拿起一双灰色的，翻了翻，又放下。再拿一双蓝的，看针脚，看松紧，看袜口有没有抽丝。

老板从里面出来，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套着件男式夹克，嘴里嚼着口香糖。她先低头看了看光宗，又把目光越过光宗的头顶，看她身后有没有大人。没有。她笑了一下：“小妹妹，批发的？几手啊？”

“看货。”光宗说。

老板笑了：“看吧。看好了跟我说，一百双起批。”

光宗在档口前站了十来分钟。她每样颜色都拿起来摸了一遍，又放回去，最后指着那种灰蓝混纺的，说：“这个，多少钱一双？”

老板斜眼看她：“三毛五。”

光宗说：“太高了。”

老板正想说话，光宗已经转身走了。老板那句“三毛五还高啊”的后半截还没出口，就看见小丫头已经晃到隔壁档口去了。她“切”了一声，继续回里间斗地主。

光宗走到隔壁档口，问了同一种袜子。那边报三毛四。光宗还是说“太高了”，又走了。她走了五个档口，把这条街上卖袜子的都问了一遍，最低的报三毛二。

她折回第一家。老板刚斗完一盘，输了，脸色不好。光宗站在档口外，喊了一声：“老板。”

老板抬头，说：“又来看？”

“三毛一。”光宗说。

老板笑了，笑得嘴里的口香糖都露出来了：“你这个小鬼，还还价。三毛一我赚么斯？不卖。”

光宗说：“我拿三百双。”

老板的笑收了一半。三百双不算大单，但对一个背着书包的丫头来说，不是小数目。她上下打量光宗：“三百双？你有钱吗？”

光宗从书包里取出钱。都是散票，一张张捋平过，用橡皮筋扎着，分成三小沓。这是她从摊子账上支出来的货款，每一分都记在练习册上。她把钱放在档口的木板上，没推过去，也没收回来。木板比她下巴还高，她得踮一点脚才放得稳。

老板看着那三沓钱，嘴里口香糖慢慢嚼着。钱不多，但码得整整齐齐，像三块砖头。她嚼着嚼着，忽然不嚼了。她弯腰，凑近了看光宗。这丫头脸上没有笑，也没有怯。就站着，手还搭在木板上。

“三毛二，三百双。”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