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江城的梧桐开始抽新芽。

晚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蒜薹炒腊肉、清炒小白菜、凉拌萝卜丝，还有一锅番茄蛋汤。许建国吃得不快，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像有什么话梗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李秀兰看了他一眼，没问。许保国端着搪瓷缸，慢条斯理地喝他的茶。王翠花在给龙飞夹菜，筷子在盘子里翻了两下，挑出一块瘦的。她的手有点抖，那块腊肉在筷尖上颤了两颤，才落进龙飞碗里。

光宗给耀祖夹了一筷子蒜薹，然后低头扒饭。耀祖嘴里塞着饭，腮帮子鼓鼓的，眼睛在饭桌上扫来扫去，像只警觉的小麻雀。

许建国终于开口了。

“我想把厂里的活辞了。”

他说得不响，但屋里突然静了。连耀祖嚼饭的声音都停了。王翠花放下筷子，看着儿子。李秀兰也没说话，只把碗轻轻搁在桌面上。许保国像是没听见，端着搪瓷缸没动，茶面上的热气已经看不见了。

“厂里一个月一百来块，拿到手就没了。摊子现在一个月能挣一千多。”许建国咽了咽口水，声音干巴巴的，像在背一段早就想好的词，“我想专心做汉正街的批发生意。趁着还能干得动，多挣点。”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任何人。他盯着桌子中央那盘腊肉，盯得很用力，像那盘菜里藏着什么必须认领的东西。

王翠花张了张嘴，被许保国一个眼神按住了。许保国没看她。他放下搪瓷缸，声音不高：“先听听账。”

光宗放下筷子。

她起身去里屋，把自己的练习册拿了出来。练习册已经用了大半，边角卷着，封面上包了一层塑料皮——那是李秀兰拿旧日历裁的，用透明胶粘得整整齐齐。光宗在饭桌前站定，翻开册子。

“去年一年，摊子收入扣掉进货本钱和摊位费，净赚一万零八百多。”她说，“小卖部净赚三千二。两边加起来，比爸在厂里三年的工资还多。”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数字都咬得清楚，像打算盘时珠子落在档上。

王翠花坐不住了，身子往前倾了倾：“一万多？有那么多？”

光宗把练习册转过来，往她面前推了推。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记录：进货的、出货的、摊位费的、家里开支的。一笔一笔，日期、数目、经手人，写得清清楚楚。王翠花凑近看了一会儿，没话了。那些字认不全，但那个“一万零八百”她看懂了。

许保国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像没觉出来。

“你想好了？”他问。

许建国搓了搓手：“想好了。我不图发大财。我想让两个孩子以后有学上，有像样的日子过。我这一辈子在厂里干，干到退休也就那样了。可光宗耀祖还小，她们的路还长。我想给她们攒点底子。”

说完他就低下了头，像做错了什么事。

李秀兰看着他低下去的后脑勺。那个后脑勺上有几根白头发，藏在黑头发里，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她知道，这个从来不谈以后的男人，今天把以后放在了桌面上。也许放得不稳。他低头，是因为怕别人看见他眼睛红了。

许保国放下搪瓷缸。

“那就干。”他说，“但要记住，车有副刹。”

光宗知道副刹是什么。爷爷讲过大卡车的事。脚刹不灵的时候，副刹能救一车人的命。她把这句记在心里，但没有写。有些话不用记在纸上，会自己往心里钻。

“厂里的活，不辞。”许保国又说，“先停薪留职。摊子做大了，再办正式手续。做赔了，还能回去。别把后路全拆了。”

许建国点头：“我听你的。”

他说这话时，腰比平时直了一些。不是硬撑出来的，是心里有了底，身子自然就正了。

“还有一件事。”光宗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她身上。她还站着，练习册合在手里，食指夹在翻开的那一页里。

“我想把账分两本。”她说，“摊子是摊子，家里是家里。我记摊子的，妈记家里的。每个月的钱，各进各的袋子。要拿钱，两边对上才动。”

李秀兰点头：“就这么办。”

许保国没说话，但他把搪瓷缸往光宗那边推了推，像是用这个动作在说：该你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