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英和许建民坐在最边上。许建民从头到尾没说话，手里夹着根烟，没点，就那么夹着。

陈桂英坐得端端正正，围裙还系在腰上。她听见了“净赚一万零八百”，听见了“车有副刹”，听见了“账分两本”。她的脸在灯影里绷着，像一块被风吹了一下午的布，看不出皱没皱。

会议散得很晚。碗筷收拾完，李秀兰回到里屋，在煤油灯下记账。光宗把自己的练习册放在她旁边。两本册子并排摊在桌上，一本是牛皮纸封面的账本，一本是包着塑料皮的练习册。

“以后家里的账，你记。”李秀兰说。

“那摊子的呢？”光宗问。

“也是你记。你记摊子的，我记这个家的。”李秀兰指了指账本，又指了指练习册，“两个账，分开放。要拿钱，两边都能对上，才动。”

光宗点头。她从兜里掏出铅笔，在练习册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家庭会议。爸决定专心做摊子。爷爷说车有副刹。我管摊子的账。”

写完，她把铅笔放进铅笔盒，又把练习册压平。铅笔盒上的小鹿已经褪了色，两只眼睛只剩模糊的影子。她摸了摸盒面，没说话。

李秀兰站起来，走到五斗柜前，拉开最上面那层抽屉。她把自己的账本和光宗的练习册并排放进去，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中间留了一条缝，刚好能塞进一支铅笔。

“以后，这本是家里的，那本是摊子的。”她说，“你拿哪本，先跟我讲一声。”

光宗点头。

抽屉关上了。李秀兰在抽屉前站了几秒，忽然伸手把五斗柜上的灰尘擦了擦。那个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很多年没碰过的东西。

光宗站在后面，看着她。她知道，母亲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不是等钱多，是等这个家里终于有人能跟她一起，把账本并排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陈桂英家的灯早就熄了。

光宗回屋前，从她家门口经过。借着走廊尽头那盏声控灯的微光，她低头看了一眼门槛，继续往前走。

走廊上很静。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点凉意。王翠花的屋里还亮着一盏小灯，光线从门缝里漏出来，细细的一条，像谁用铅笔在水泥地上画了一道。

王翠花还没睡。

她躺在被窝里，把那盏小灯搁在床头。灯罩旧了，黄黄的光晕照得她半边脸发暗。她没脱衣服，只把鞋蹬掉了。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皮盒子。盒子上有些凉，贴着掌心。她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指在盒盖上轻轻划着，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窗外有风，把槐树叶子吹得沙沙响。她听了一会儿，把铁皮盒子又塞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脸朝墙。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床头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条干了的河。她看着那道缝，不知道看了多久，那盏小灯一直没关。

许建国坐在堂屋里，没开灯。他一个人坐在饭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凉了的茶。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慢慢搓着，像在数什么。屋里的老座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下都踩在钟摆上。

里屋的门虚掩着。他能听到李秀兰和光宗翻账本的声音，纸页沙沙响。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五斗柜前。抽屉已经锁好了，锁头是新换的，黄铜色，在小夜灯下反着一点光。他伸出手，在抽屉把手上摸了一下，没拉开。然后他回身，把堂屋的窗户推开半扇。夜风灌进来，把他额角的汗吹干了。

许保国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手里端着搪瓷缸。

“还没睡？”许建国问。

许保国没说话。他走到许建国旁边，也往窗外看了一眼。月光下，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

“爸，我是不是做得对？”许建国忽然说。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在问自己。

许保国沉默了一会儿。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凉茶，说：“你做了决定。这就是对。”

许建国低着头，没再说话。夜风吹得他的衬衫领子一下一下地拍着脖子。他想起许多年前，自己站在产房门口，手里攥着一袋红糖，想进去又不敢进去。那个晚上，他退了一步，退了二十年。现在他不想再退了。

“回屋吧！”许保国说，“明天还要去厂里办手续。”

许建国“嗯”了一声。他转过身，往自己的屋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许保国还站在窗前，搪瓷缸端在手里，像一尊不说话的钟。

天边泛了点白，江汉关的钟声远远传来，沉沉的，像在跟这座城里所有还没睡的人报个信。天要亮了，路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