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说：“三毛二可以。但要送我一打灰色的样品。”

老板“噗”地笑出来：“你还真是做生意的。行，三毛二，送一打灰色的。”

光宗点货的时候，老板在旁边看着。这丫头不喊不叫，一打一打数，数得比有些大人还快。数完，她把钱推过去，把货装进带来的蛇皮袋里。蛇皮袋很大，装着三百双袜子鼓鼓囊囊，比她人还宽。她往肩上一甩，身体晃了一下，又站稳了。

“走了。”她说。

老板在背后喊：“小妹妹，以后常来！”

光宗没回头。

这三百双袜子她没往摊子上摆。她找了个周日下午，在汉正街的散户区摆了个“买三送一”的临时小摊。

这个主意是她头天晚上想出来的。她坐在灯下，把那些灰色样品摊在面前。灰色，素，不好看，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但她算过：三双袜子卖一块二，比别处便宜一毛。再送一双灰的，买的人就觉得捡了便宜。其实灰袜子是送的，进价摊进去，每双还能赚几分钱。她把账在练习册上划了一遍，划完把笔一搁，睡了。

第二天，她在散户区找了个墙角，铺了块塑料布，把袜子码好。有人过来看，她说：“三双一块二，送一双。”

有人问：“能不能只买一双？”

她说：“一双四毛。”

那人说：“那我还不如买三双送一双。”

光宗说：“对。”那人就买了三双，拿了四双走了。

三个小时，三百双袜子全卖完了。来的人里，有一半是“买三送一”勾来的，另一半是看见墙角围了人，凑过来问“什么东西这么热闹”。

利润不多。光宗蹲在地上，把最后几张毛票数完，在练习册上写：“卖出去了。有利润。赚得不多。下次要再会一点。”

“再会一点”是什么意思，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大概是该赚的赚，不该赚的别贪。也可能是，让买的人觉得占了便宜，自己又没真的让出去多少——这个度，她这次摸到了一点边。

晚饭时，许建国喝了几盅酒。天凉了，他让李秀兰温了壶黄酒，说：“冷天喝点，暖身子。”

他的脸红扑扑的，坐在桌边，看着光宗。光宗正低头拨饭，筷子在碗里慢慢搅。许建国忽然说：“你这个人，不像你爹。”

光宗抬头：“哪里不像？”

许建国把酒杯放下来，说：“你比你爹狠。”

光宗没笑。她反问：“哪里狠？”

许建国说：“你算得清。”

光宗停了一会儿。她的筷子搁在碗沿上，眼睛看着桌上那盘炒藕丁，像是在算藕丁的数量。

“那要看对谁。”她说。

许建国没再说话。他端起酒杯，把最后一口黄酒喝了。那口酒顺着喉咙下去，热辣辣的。

他忽然发现，女儿说“那要看对谁”的时候，声音里没有争辩，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他形容不来的东西。像石头。不是压人的石头，是铺在路上的石头——你踩过去，踏实；你想踢开，脚疼。

晚饭后，光宗回屋写账。

她坐在小桌前，把今天进袜子的账一笔笔记下来。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写到“运费”那一栏时，笔尖“啪”地断了。一小截铅芯弹到桌面上，滚了两圈，停住。

光宗没急着换笔。她看着那截断铅，发了一小会儿呆。然后她从铅笔盒里拿出小刀，开始削铅笔。刀片不新了，削起来有点钝，木屑一片一片地落在桌上，有的厚，有的薄。她削得很慢。

削好了，把铅笔举到灯下转了转，笔尖尖细。她在草稿纸上试了试，写了个“袜”字。笔迹清楚。

然后她继续记账。一笔，一笔，跟刚才一样稳。窗外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木屑吹散了一些，落在地上，白白的。她没管。

夜里，光宗躺在床上。她听见隔壁许建国的鼾声，一下一下的，不重。听见远处江面上轮渡的汽笛，拖得很长。她闭上眼睛。今天这三百双袜子，是她第一次自己走出去。从看货，到还价，到卖完。她没跟任何人说“我行”。她只是做了，然后记了账。

临睡之前，她翻了个身。手在枕头底下摸到一样东西——是那张写了“袜”字的草稿纸。她把纸拿上来，放在枕头边。月光照在上面，那个字看不太清，但确实是“袜”。她看了一会儿，慢慢睡着了。手还搭在纸边上，像怕它被风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