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师傅说蓝格伞当年是干的，袖口却湿。这句话刚放进时间墙，许棠便提醒我别把那枚红绳硬币也顺手写成“雨里捡的”。林师傅记得女孩往公用电话投过两次，硬币都被吐回；后来他在电话旁捡到，第二天才收进抽屉。女孩为何带着它，现场没人看见。

硬币原物从封袋取出时，程远先让林师傅认袋号。它比普通旧硬币薄一点，边上有一道被绳子长期磨出的窄槽，红线打着反向双结。无疤者在馆后窗留下的那枚带体温黄铜硬币，边缘刻“第四天”，仍另袋封存，不是这一枚。两样东西都圆，都与七天有关，不能因为掌心能叠上就被我们写成同一枚来回跑。

顾师傅看了照片，说永新早年用过这种圆金属片作寄存牌。顾客送底，取片时领一块，上面原有店名和号，坏了会磨去重打。他从旧柜里拿一枚普通同批牌作对照：边缘细齿位置、中央冲孔方式与红绳硬币一致。旧币表面大部分字被磨平，放侧光能见“永”字左边一截。它不是有面值的流通硬币，更像寄存牌被人磨得像硬币，才会被电话吐出来。

顾师傅说店里最早用纸条，雨季纸被手汗捏成团，有人拿照片回来却拿不出号。后来改用金属片，柜台上挂十几枚，一块块穿在小铁钩上。换牌那天他亲手用砂纸磨掉旧年份，磨得不匀，边上的细齿还留着。技术员在普通同批牌和红绳那枚上找到相同的不匀宽度，连被砂纸划出的长短线都有对应趋势。顾师傅能说明它怎样成为寄存牌，不能认出七年前哪个顾客从他手里接过这一枚。

我们拿空白纸挡住磨痕上的数字，请他只看材料和孔位，顾仍说是自家旧牌。程远才露出“17”的残号，让他看登记。若先给他看数字，他或许会顺着我们最在意的17柜讲出一条漂亮路线；先认物、后认号，至少能让这块金属的旧身份不完全靠我们的期待站住。

“你当时说那女孩投的是硬币。”我问林师傅。

“她投进去，又掉出来。”他说，“我以为钱太旧。今天才知道机器也许一眼没认它是钱。”

许棠笑了一下，没拿这笑把女孩的急迫说轻。她当时想打电话，手里只有一枚电话不认的旧牌，林师傅让她改用所里座机。这一失败的动作至今有证人、有物件，也让那通“照片上没有”的男声有了一条普通线路可以查。

顾师傅翻出寄存牌旧登记。永新那批牌按号发给送底人，不要求每次留姓名。17号曾多次用于不同顾客，停用时被标为“背缘磨损”，之后去向栏空着。我们手里这枚边缘缺口与登记附的小拓图相合，背面后来还被重新磨过一次。它是永新旧17号牌的支持很强，不能仅凭号牌认定当年拿牌者就是沈穗，或所有写17的柜、叫号条都属于这家店。

小拓图原是顾师傅为查丢牌画的，几处缺口只画了轮廓，没有精确尺寸。技术员用旧登记的纸张年代、笔墨和牌上锉痕比对，能把它支持到“同批、很可能同号”，写不到百分百同一枚。顾师傅说若后来有人按旧样再磨一枚，也会相似；他店里没有再磨的记录，不代表县里没有另一把锉。程远在结论里保留“高度相符”，没把“认得店里的东西”扩成顾师傅亲见女孩取牌。

来人说她记得那天手里有一块圆片，红绳磨得指缝疼；她从前以为是车站找零的一枚钱。看到它被电话吐出，她才知道自己可能从一开始就拿错了用途。程远把这句记为她如今的回忆，没有借她的疼痛感觉给寄存牌加一张七年前的领用签名。她把自己的手指张开，右手指缝并无旧磨伤；七年足够让一条细红线留下的痕迹消失。

来人问顾师傅，寄存牌为什么要系红线。顾说原牌没有线，冲孔是给挂钩用；顾客怕丢，自行穿绳常有。她摸自己蓝格伞柄的白补线，没有伸手去摸旧币。她当年若真拿过，红绳是谁系的仍不清楚。母亲说沈穗小时候不爱揣零钱，怕口袋响；拿一块寄存牌却可能为了取照片，不必跟母亲的旧习惯对着干。

技术员比红绳的结。旧币绳尾一正一反，最后一环从内侧翻出去，与饭盒旧布封签上那道反向双结做法相近；线材粗细不一，不能判同一根，也不能判同一双手。母亲会打，沈穗学过，馆里老何也会；一套结法经人教过就会在许多物件上出现。它把旧币与饭盒路线放进可以查的相邻栏，不能作为认出家人的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