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变得焦躁起来。
他觉得自己远没有准备好。
上万条枪藏在溶洞里,看着很多,可没有一尊能轰开城墙的大炮。真要打出去,就是拿人命往砖墙上填。几千兵勇还算精锐,可到了扯旗造反、抄家灭族的时候,有几个肯死心塌地跟着他干?学堂里的学生倒是个个义愤填膺,可愤怒归愤怒,真要拎着刀去拼命,又有多少人敢站出来?就这点家底,和朝廷对着干,跟螳臂当车有什么两样?
可现在不想造反,就只能停下办学,起码要缩减学生规模,把那些对朝廷不满的学生全部清出去。要么就只教物理化学,把忠君礼教重新捡起来,教他们君君臣臣、尊卑有序,教他们见了官就要磕头,做个有知识的封建奴才。
可那不是杨浩想要的。
因为他知道未来的光景:神州陆沉,万民流离,洋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同胞像蝼蚁一样死在街头。只有培养出懂知识、明事理的学生,这个国家才有未来、有希望,才有可能避开未来那些要流淌的血泪、遭受的苦难。
可不停止办学,就只能造反。
因为几千个年轻学生,心是热的,眼是亮的。当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杨先生说国家是四万万人的国家,可这天下分明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杨先生说人生来平等,可权贵子弟当街打死人,赔几两银子便算了事;杨先生说每个人的命都珍贵,可路边倒毙的饥民,连张裹身的破席都捞不着。
每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这些学生心里的愤怒就积攒一分。
这不是靠几句安抚就能压下去的。因为学生信了他的道理,骨头里已经长出了平等的思想。再让他们跪回去当奴才,他们做不到,杨浩自己更做不到。
进是刀山火海,退是初心尽丧。他像被堵在了悬崖中间,前后都是绝路。
越想,杨浩心里的燥意就越盛。
往日里永远从容淡定、天塌下来都能想出办法的杨先生,如今眉峰拧成了结,走路、说话都带着压不住的不耐烦。
整个王村都跟着安静了下来。学生们不敢再追着他问东问西,作坊里的管事说话都压着嗓子,连育婴堂里闹腾的孩子,都被保姆悄悄按住不许吵闹。
王家三兄弟一起过来看他,小心翼翼地问杨浩是不是遇到了难事。他摇摇头,只说无事。三人最后只能说:“先生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兄弟都在。”杨浩点点头,还是沉默。
不然怎么说?说自己打算缩回去,教孩子们都去做奴才?还是说自己准备扯旗造反,带着所有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造反两个字说出来容易,可做起来,意味着几千名婴儿孤儿可能再次流离失所;几百上千名学生、上万名士兵可能变成沟壑里的白骨;王村、铜仁甚至周边的百姓,都可能家破人亡。
哪一次王朝更替,不是血流漂橹、尸骨成山?
杨浩下不了这个决心。
刚回来的时候,田满仓没事儿会和他聊聊团丁的训练,学生会有事没事地来问几个想不通的问题,厂长管事们也会来汇报厂里的生产和采买。黄岁初起初还拿着行会的入会申请和会员的求助来找他,后来看他心神不宁,也渐渐不敢登门。
杨浩慢慢察觉到自己的状态正在影响整个王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