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苗出齐那天，陈守田在账本上画了个圈。一个月后再翻到那页，圈还在，雨没来。

河滩地八亩豆苗，叶片从翠绿转成灰白，边缘卷起，像被火燎过。陈守田蹲在柳树底下，手指头抠进土里，抠到三寸深，土还是干的。他站起来，把土搓碎，粉末从指缝往下淌。

“守田。”李长顺从地西头过来，裤腿上沾着干土，“坡上那四亩更厉害，叶子都耷拉了。”

“沟里呢？”

“沟底也干了。赵小军前天挑了两担水，浇了半亩，隔一夜又白搭。”

陈守田走到沟边。沟底的土裂成一块一块，像龟壳。他栽的那二十棵柳树，活是活了，枝条细得跟麻绳一样，叶子打卷。他伸手捏了一片，脆的，一捏就碎。

“水塘呢？”

“干了。”李长顺拿锹把指了指村东，“赵老五家小卖部后面那口塘，底子朝天，泥都晒裂了。”

陈守田往村里走。路过赵老五小卖部，门开着，赵老五坐在柜台后头，拿蒲扇扇风。柜台上搁着一碗水，碗底沉着灰。

“守田。”赵老五叫住他，“你那豆子，还撑得住？”

“撑不住也得撑。”

“我塘里那点水，前天刮了半桶，浇了韭菜。”赵老五把蒲扇搁下，“豆子比韭菜要紧，你咋不早说。”

“说了你也没水。”

赵老五没接话。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个塑料壶，晃了晃。“还有半壶，你拿去。”

陈守田接过来，壶身发烫，搁在太阳底下晒的。“谢了。”

“谢啥。”赵老五把蒲扇又拿起来，“我那两亩地也在里头。豆子死了，我九块钱打水漂。”

陈守田回到家，把半壶水搁在磨盘上。守田娘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碗绿豆汤，碗壁上挂着水珠。

“喝了。”

陈守田接过来，仰头灌了。碗底搁下，他看见灶房窗台上晾着三个碗，都扣着，碗底朝上。秀兰的碗也在里头，豁口朝外。

“娘，秀兰来信没？”

“前天来了一封。”守田娘从灶台边摸出信封，“说学校放暑假了，她多待几天。问家里旱不旱。”

陈守田拆开信。信纸两页，字写得密。第一页说学校的事，第二页最后一行写着：能不能打井。

他把信纸折好，揣进兜里。

“娘，井的事——”

“你爹说了。”守田娘拿抹布擦灶台，“打井费钱，一口井少说三百块。家里刚盖完房，哪来的钱。”

陈守田没说话。他走到院里，蹲在枣树底下。枣树叶子也蔫了，青枣结得稀，指甲盖大。他掏出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铅笔头舔了舔，写了一行：旱。豆苗打蔫。井，三百。

写完，他站起来，往大队部走。

大队部在村东头，三间瓦房，门口挂着块木牌。陈守田推门进去，大队长正趴在桌上写什么，抬头看见他，把笔搁下。

“守田，啥事？”

“打井。”

大队长把老花镜摘下来，拿衣角擦了擦。“打井？给谁打？”

“给河滩地。八户人家的豆地，加上赵小军那四亩坡地，十二亩。旱一个月了，再不下雨，全得枯。”

大队长把眼镜戴上，站起来，走到墙根，指着墙上一张图。“你看，这是咱村的地形。河滩地靠河，往年不旱。今年上游水库不放水，河床都露了。”

“所以得打井。”

“打井要钱。”大队长坐回去，手按在桌上，“集体账上就剩八十多块，买种子都不够。你让我拿啥打？”

陈守田站在桌前，手插在兜里，账本硬壳边角扎着指头。

“我自己出钱打。”

大队长抬起头。

“我出钱，打出来的井，浇大伙的地。”

大队长看了他一会儿。桌上的茶缸冒着热气，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你哪来的钱？”

“卖豆的钱，还剩一些。不够我再想办法。”

“三百块，你一个人扛？”

“扛得住。”

大队长站起来，走到门口，朝院里喊了一声：“老周，你过来。”

老周是大队会计，从隔壁屋过来，手里攥着算盘。大队长把事情说了，老周拨了拨算盘珠子，噼噼啪啪一阵。

“打井的料钱，砖、水泥、沙子，加上人工，最少二百八。要是打到三丈不出水，还得往下打，那就没底了。”

“打。”陈守田说。

老周看了大队长一眼。大队长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