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户人家挤在陈守田家堂屋里，条凳不够坐，李长顺蹲在门槛上，赵小军靠墙站着，右手撑着腰。桌上搁着那份合同，八张纸，每张底下按着一个红手印。

“组长定了。”陈守田站在桌后，“我干。丑话说前头，三件事，谁不认，现在走。”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统一买种。跃进五号，县种子站拉回来，一斤八毛。谁家自己买，买贵了买贱了，秋后别找我。”

没人吭声。

第二根手指。“第二，统一技术。行距八寸，株距四寸，我说咋种就咋种。谁家按老法子下种，出了岔子，我不背。”

赵小军拿手按了按腰，开口：“行距八寸，我那坡地也八寸？”

“坡地一尺，上回跟你说过。”

“记着呢。”

第三根手指。“第三，统一卖豆。收了豆，先紧着县里豆制品厂，一毛。粮站来收，不卖。谁私下卖给粮站，年底分红没他的份。”

李长顺从门槛上站起来。“粮站要是抬价呢？”

“抬到一毛二，可以谈。低于一毛，不卖。”

“那咱这五十亩，得多少豆？”有人问。

“亩产按一百八算，五十亩九千斤。一毛一斤，九百块。”陈守田从兜里掏出账本，翻到夹着纸角那页，“种子钱我先垫，秋后从卖豆钱里扣。每户再出五块公积金，买喷雾器、麻绳、袋子，剩了退，不够补。”

“五块？”李长顺的婆娘在灶房门口探了探头。

“五块。”陈守田看着她，“你家三亩，出五块。秋后豆卖了，五块还你，公积金是公家的。”

没人再问。陈守田把合同摊开，自己先按了手印。李长顺第二个，赵小军第三个。八户人家，八个红手印，排成两列。

赵老五没来。他家的门从早上就关着，小卖部窗户纸黑着。

散了会，赵小军没走。他坐在门槛上，从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根。

“守田，五块公积金，我出。地少，四亩，跟着你干。”

“赵叔，你那四亩在坡上，土黏，种豆得先翻两遍。”

“翻两遍就翻两遍。”

“还有，”陈守田蹲下来，拿铅笔头在地上画了个圈，“你那块地东头挨着沟，雨水大了容易冲。种之前，沟沿得加固。”

赵小军把烟点着，吸了一口。“你帮我看看。”

“明天去。”

赵小军站起来，右手撑着腰，步子往左边斜。走到院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我那八百斤豆种，你啥时候拉？”

“后天。赵小军跟你一块去。”

“赵小军？”赵老五的侄子。

“他认识种子站的人。”

赵小军没再问，推门走了。

春播那天，天没亮透，八户人家的劳力都到了河滩地。陈守田扛着锄头走在前头，陈老栓跟在后面，腰上别着烟袋。李长顺牵着他家的黄牛，牛背上驮着豆种口袋。赵小军腰上缠了条布带子，手里攥着根竹竿，在地头量行距。

“八寸。”陈守田蹲下去，拿竹竿比了比，“李叔，你家的地黏，一尺。”

李长顺把牛绳往树上一拴。“一尺就一尺。”

陈守田从地东头走到西头，挨家挨户看。走到赵小军那四亩坡地，蹲下来抓了把土，在手里搓了搓。土黏，搓成条，没散。

“赵叔，翻两遍。第一遍深，第二遍浅。”

赵小军拿锹往手心吐了口唾沫。“行。”

日头升到半竿高，地里七八把锄头一起动。陈守田从这家走到那家，弯腰看下种的深浅。走到李长顺地头，伸手把刚埋的土扒开，捏起一粒豆种。

“深了。两指就行，你埋了三指。”

李长顺拿锄头把土重新扒拉。“两指，记住了。”

晌午，守田娘提着篮子来了。篮子里是烙饼、咸菜、一壶水。她在地头找了块平石头，把东西摆开。

“吃饭。都过来。”

八户人家的人围过来，蹲在地头啃饼。赵小军咬了一口，饼硬，他拿水往下送。“婶子，这饼实在。”

守田娘笑了笑，拿碗给人倒水。“地里活重，饼得厚。”

陈老栓坐在磨盘似的土坷垃上，烟袋点着，没抽。他看着地里连片的豆垄，从东头到西头，一行一行，齐齐整整。

秀兰是下午到的。她从镇上骑自行车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个布包。到了地头，把车支在柳树底下，从包里掏出个本子。

“娘，我来记工。”

守田娘正在收碗。“你记。谁家出了几个工，记清楚。”

秀兰蹲在地头，拿铅笔在本子上画格子。陈守田走过来，从兜里掏出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姐，你记你的，我记我的。回头对。”

“行。”

秀兰的格子画得细，横线竖线，一格一户。陈守田的本子上就一行字：春播，八户，二十三个工。

太阳偏西，豆种下了大半。陈守田走到地西头，站在那棵老柳树底下。柳树新芽发得密，绿莹莹一片。他往东看，八户人家的地连成一片，豆垄从脚下铺到东头，垄沟笔直，行距匀称。风从河面上来，吹得新翻的土腥味往鼻子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