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吧。”
“我要在目录上添一行。”
周明的笔尖终于落下去了，可落下去以后一个字没写。
“目录上现在是四十六样，”陈屿说，“笔架干是其中一样，一斤一块二。我想请公司在这一样底下分两档：滩面统货一档，价照旧一块二；水线以下的厚皮另立一档，另立一个价。这一档村里人现在已经有叫法了，他们管它叫头茬。”
“陈屿，”周明的声音低了下来，“收购目录是地区定的。年初开一次会，各县报上去，地区汇总，印出来发下来。中间不改。这个规矩不是我立的。”
“年初开会各县报上去。”陈屿重复了一遍，“那今年年初，我们县报上去的时候，笔架干那一栏写的是多少斤。”
“……四十斤。”
“报了四十斤，实际收了多少。”
“不到二十。”
“那明年年初开会，我们县报多少。”
周明没有回答。
陈屿从怀里掏出那本代收点的账册，摊开在桌上，翻到六月十七那一页。那一页从上到下密密麻麻记满了名字和斤两，一笔压着一笔，中间还有几处被海水洇开的墨痕。
“九十四个人。”他把账册转过去对着周明，“这是那天在滩上过秤的九十四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斤两、领了多少钱，都在这儿。周同志，明年年初开会，我们县要是报上去一个八百斤，地区的人会问你这八百斤是哪儿来的。您拿这一页给他们看。”
周明低头看那一页，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看得很慢。
“一千三百四十七斤鲜的。”他说。
“一年就这一回。”陈屿说，“大潮退到石根，一年一回，多的时候两回。这个东西不是想收就能收的，得算准日子，得有人肯下去，得有三十把凿子，还得有一个人站在最外头看水。这四样凑齐了才有这一千三百多斤。周同志，这一档要是不立，明年这一天全村的人还会下去凿，凿上来还是按一块二卖给你们，卖三年以后就没人肯下去了。”
“为什么没人肯下去。”
“因为凿一天头茬跟刮一天滩面，卖的是一个价。”陈屿说，“那谁还去凿。谁还愿意在最外头那片滩上多待一刻钟。”
周明合上了账册。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窗外那棵树上的知了叫过一阵又停了一阵。最后他伸手把那本笔记翻到新的一页，重新拿起笔。
“价你想要多少。”
“我不想要多少。”陈屿说，“我想请您先给这一档定一个名分。价钱是多少，您报上去，地区批多少是多少。我今天这一百零四斤半，您就是照统货一块二收，我也卖。”
周明的眼睛从纸上移到他脸上。
“你照统货卖，你这一趟就白跑了。”
“我这一趟不白跑。”陈屿说，“统货和头茬一旦在目录上分成两行，往后这一行就在那儿了。今年是一块二，明年可以是一块五，后年可以是两块。可它要是一直没有这一行，往后一百年都是一块二。”
屋里又静了一会儿。
周明笑了一下，那个笑跟他平常那种收着的客气不一样。
“陈屿，你晓不晓得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三年前跟地区提过。”
“提的什么。”
“提的是分等定级。”周明把笔搁下，“我写过一个报告，说海货跟粮食不一样，同一样东西的好坏能差出一倍去，一个价收，收上来的必然是最次的，因为好的没人肯拿出来。那份报告我写了七页，报上去以后，回下来一句话：无实物依据。”
他抬手在桌上那两堆东西上一指。
“今天有了。”
陈屿这才明白刚才那半个钟头里，他跟这个人到底在谈什么。他今天是揣着一百零四斤货和一个价钱进的门，可周明桌上那份被退回来的七页报告，在这栋楼里搁了三年，退回来的理由是四个字：无实物依据。他今天拖进来的这四只麻袋，恰好就是那四个字缺的那一半。
那天下午周明带着陈屿去了三楼。
三楼是业务科，屋里坐着四个人，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把两堆东西挨个捏过一遍，捏完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问周明这个厚皮的一年能收多少。周明把那本账册摊开在他面前，翻到六月十七那一页。
那人从头看到尾。
“一天。”他说。
“一天。”
“出口那边要的就是这个。”那人把老花镜摘下来，“去年样品寄过去，人家回的话是‘规格不齐，皮厚薄相差过大’，我们回不上话，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差在哪儿。现在知道了。”
事情办完是四点多。
陈屿从那栋两层小楼出来的时候，怀里揣着两样东西：一张收购凭证，一百零四斤半，按每斤两块二结算，二百二十九块九；还有一张周明手写、业务科盖了章的条子，上头写着一行字。
县水产公司拟增设“笔架干（厚皮）”收购品类，暂定价每斤二元二角，报地区核。
陈屿站在县城东街的十字路口，把账从头到尾算了三遍。一百零四斤半按两块二结出来是二百二十九块九，加上他兜里剩的五十九块三毛九，一共二百八十九块二毛九；船钱两百，龙骨那根老杉料加铁箍桐油麻丝八十，两笔并起来两百八十。
三遍算下来都是同一个数：差九块二毛九。
九块二毛九这个数在他心里搁了一会儿。这一个多月里他经手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大，从两块出头的赊账到八十二块，到一百五十块包一整片滩，到今天这张两百二十九块九的凭证；可真正卡住他的，到头来是这么一个零头。
他把怀里那张凭证隔着衣裳按了按，转身往保和堂那个方向走。还有三十斤头茬压在阿灿手里没送出去，八毛一斤，二十四块。
二十四块。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