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杜同为唐初大臣，他们和魏征一起同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房玄龄受诏重撰《晋书》，杜如晦受命订定各种典章制度。陆德明、孔颖达都是唐代著名经学家。

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的重要著作，而孔颖达奉命主编的《五经正义》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姚思廉与魏征同撰《陈书》。于志宁、虞世南、褚亮、蔡允恭、萧德言也都有诗作，在《全唐诗》里能找到他们的作品。虞世南有诗《从军行》、《出塞》等29首，褚亮有诗《祈谷乐章》、《临高》等17首。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全唐诗》)褚亮，“博览，工属文。

唐太宗为秦王时，以亮为王府文学。每从征伐，尝预密谋。”(《全唐诗》)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自己也努力创作。他的宫廷诗，气势浩大；他的山水诗，韵味悠长；他的咏怀诗，慷慨激昂。

他开创的不仅是三百年的唐朝政经大业，还有三百年的唐代灿烂文化。他的《帝京篇》，描写临朝、读书、阅武、听歌、观舞、游猎、宴饮等帝王生活，平凡中抒发广阔胸怀，细碎中反映唐代风骨。

他的《还陕述怀》，写浴血征战后抚剑的感慨，其中行军、驻营、出击的描写，构思连贯，一气呵成，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熔为一炉，对仗工整，音韵铿锵，语言凝练，形象生动。

李世民的诗作，气度不凡。推敲辞语，讲究意境，力图畅晓，探求神似。他的诗文妙笔，随处可见。“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帝京篇》)

用秦川、函谷的宏伟险要来烘托皇宫居高临下的气势，用心良苦；“斩鲸澄碧海，卷雾扫扶桑。”(《宴中山》)也属惊天动地之笔，气势非凡，令人震撼；“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饮马长城窟行》)这是描绘高山大海的巨幅画面，是何等广阔浩渺，它引起读者无尽的联想和思索，词语很平常，但构成的画面却很壮美。

这就是唐诗的意境。

不妨这样说，当年的“弘文馆”是唐代文化的熔炉，尽管规模不太大，但在这里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弘文馆学士为长官，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收学生38名，都是皇亲国戚、一品官、宰相和功臣的子弟，入学年龄为14-19岁。凡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监。校书郎2人(从九品上)，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令史2人，楷书12人，供进笔2人，典书2人，拓书手3人，笔匠3人，熟纸装潢匠8人，亭长2人，掌固4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称弘文馆。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隶馆学习书法。其后又置讲经博士。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后，将修文馆改称为弘文馆，主要招收皇族勋戚子弟，学习经史书法，是大唐士人的无上荣耀。

弘文馆的学生，学习内容相对较少，考试要求也较低，每天的闲聊也成了日常功课：

魏晋南北朝而来的玄学清谈。是这样的。唐朝诗文等也诞生于此。

而大唐盛世，影响深远。

是故，弘文馆，在朝鲜王朝时期是一个管理宫中经书史籍、处理文翰以及回应国王各种咨询的官署。

成立于公元1478年，最初是一个藏书机构，后来发展成为言论、学术机关。弘文馆的官员职位包括正一品领事、正二品大提学等，是朝鲜王朝“清要职”的象征，前途光明。

此为后话。

言归正传。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祗世界七寶持用佈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雲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其实，在武则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过这部名为《金刚经》的佛经。

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龚遂、翟方进等皆以明经入仕。

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如：西汉时期的召信臣、王嘉等，皆是因射策中甲科而为郎。汉代设置这一科，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至北魏，成为女官选拔的方式。北方朝廷一脉相承，女官逐渐以明经入仕，至隋唐，遂也有了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汉书·萧望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