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其貌不扬的短发塌鼻子大妈此刻化身为领头人，带头让我们密谋给箫迪解绳子，她平常喜欢呆坐着怪笑，长得有点像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她不喜欢说话，一说就说她和她孩子的那些陈年旧事，我们常常对她敬而远之。

据祝云霄大妈说，塌鼻子大妈中年丧子，家里没有了支撑，丈夫厌烦她不厌其烦地说孩子的事，也不做事，再加上有亲戚说她病了，是心理疾病，就半厌烦半惋惜地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来了，毕竟，她之前有工作，有医保可以报销一大半，她们家孩子出事有一大笔补贴费，所以她丈夫让她离得远一点，耳根子清净点好。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祝云霄大妈毒舌地说道。

箫迪控诉医生、控诉丈夫、控诉这个世界不停地说，不停地叫，已经叫累了，躺在床上很虚弱，塌鼻子大妈给了我一个眼色，摆了摆手比了个“过去吗？”的手势，没睡午觉的我就接收到了，蹑手蹑脚准备往箫迪床那边去。

祝云霄大妈拉住了我，小声对我说（尽管她大嗓门，小声也很大声，可只顾着玩手机的护士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一幕）：“（塌鼻子大妈）她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整天到神神叨叨就想着给别人解绑，后来自己被绑有人同情她一下吗？你也想像她一样？”

“可箫迪是我朋友。”我对祝云霄大妈笃定地说，在这几天，箫迪很照顾我，借给我洗澡的香皂、帮我梳头、帮我整理衣服、帮我喝退另一个床新来的歇斯底里的病人，我觉得她像是我的一个大姐姐一样。

“朋友，这里有朋友吗？大家都是疯子，只关注自己的事，没有谁会真正在乎谁。”祝云霄大妈有时候活得很透彻，忘却了人世间的情和爱，只在乎实在的奖励与惩罚，也许精神病院是个小世界，或者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我们病了，却也没病。

“我还是要去。”我当时感觉我像个决绝的英雄一样，维护我认为对的事情，维护我所谓的正义，当然，夹杂了一小部分想表现的私心，这样观察我的苏乾懿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好女孩，我大部分的决定还是为了箫迪。

我天真地帮箫迪解开了绳子，箫迪并没有感觉轻松一点，护士反而惩罚我们绑着绳子躺在床上，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护士先把塌鼻子大妈绑在床上，绑上了手脚，不让她吃午饭，对我的惩罚是比较轻的，等我吃完午饭，象征性把我双手绑上，双脚还是留下余地的，让我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

午饭期间，我没有同情塌鼻子大妈，给她带饭，因为护士不怒自威的样子挺可怕的，我有些恐惧，像犯了错误的孩子，护士又把箫迪重新绑上，对我们说“一天天的，尽不让人省心，你们这是在害箫迪，她以后只会更加被针对。”

我那时候的记忆挺好的，第一天就在床头的病例卡片上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床号，我虽然心系苏乾懿，但对病房里每个人的观察都细致入微，现在时间隔得太久都忘记了，可那时真的是投入百分之百的感情在生活。我在医院每天都勤劳地自己洗衣服短裤袜子，跟在家判若两人，我把医院当作学校，历练自己，让自己成长。

可我突然发现，医院的规则不是勤劳地女孩有福享，不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甚至更加复杂，有碰到医生的好坏、家人重不重视、性格乖顺与否、能否服从的军事化训练基地，医院很多人都带有偏见，带有色眼镜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