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愈看来，评判一篇文章在表现力方面究竟是优还是劣，关键就在于一个“气”字。对此，他曾明确指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关于这一观点，朱自清先生给出过一段极为精妙绝伦的评论阐释。朱先生表示：“不过呢，韩愈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这个标准便是‘气’。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其实指的正是那种自然而然的语气表达，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流畅的音节韵律。虽然韩愈尚且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定体‘雅言’所设定的框架束缚，从而直接采用当时流行的白话文来进行创作，但他却是有史以来头一个有意识地把白话文那天然质朴的自然音节引入到文言文当中的人。在这一关键之处，通常被视为传统且古老的“古文”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旧”；然而，正是他所倡导并提出的“语气流畅”（气盛）这一评判准则，犹如一盏明灯，为后来的学者们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由于他的弟子数量众多，再加上那些虽未正式拜师但深受其思想影响、敬仰并效仿他的人，纷纷踏上了这条由他指引的路径，从而使得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崭新的文体可以说是全新形式的“古文”，到了宋代时期，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散文”，而它的创立与发展无疑应归功于韩愈。

韩愈曾有过这样一番精妙的论述：他将“气”形象地比喻成“水”，把“言”视作漂浮于水面之上的各种“物体”。如此一来，只要水量充足浩大，那么无论物体体积是大是小，都会自然而然地全部浮出水面。因此，对于一篇文章而言，最为重要的便是要有充盈旺盛的气势。一旦拥有了强大的气势，便无需刻意去追求如何精心安排对仗结构，也不必费心思去琢磨和修饰华丽的辞藻，更不必像六朝时期流行的骈赋那般讲究工整对仗和精雕细琢。他所提及的这个“气”，确实存在着像朱先生所言那般，涉及到“音节”以及“语气”等外在呈现方面的问题。然而，其实际内涵远不止于此，恰恰是在此处，他未能阐述得清晰明了。

自韩愈之后，谈论“气”这一概念之人可谓众多。不过，若论及讲解得较为通透且详尽具体的，还当属清代的刘大魁。刘大魁身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授业恩师，曾撰写过一部名为《论文偶记》的着作，在当时颇具声誉和影响力。

在这部作品当中，刘大魁明确指出：“行文之道，应以‘神’为主导，而‘气’则起到辅助作用。”并且进一步阐释道：“所谓‘神’，乃是‘气’之主宰；而‘气’呢，则是‘神’之运用体现。”如此一来，便将“神”与“气”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影响的关系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一番言论固然说得相当“朦胧不清”，然而他紧接着又详细解释道：“所谓神气，乃是文章最为精妙之处；至于音节，则属于稍微粗略一些的层面；而字句呢，可以说是文章之中最粗糙的部分了。”好啦，既然他已经如此清晰地区分出了这些具体的“层次”，那咱们不妨将其颠倒过来思考，从那些实实在在的“层次”着手：首先追求字句的长短适宜以及数量多寡，同时还要留意平仄和音调是否和谐。毕竟嘛，“字句可是构成音节的规矩准则呀”。要是能够巧妙地运用好字句，那么接下来便会出现这种情况——“积累学识从而形成句子，堆积句子进而组成篇章，再将各个章节整合起来阅读，这时音节自然而然就能显现出来了。”一旦拥有了优美动听的音节之后，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奇妙的关联——“音节高昂的时候，整篇文章的神气必定也会随之高涨；反之，如果音节低沉，那么神气必然也就低落下去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原因在于“音节乃是神气所留下的痕迹”。正因如此，当有人如这般阐述：“通过歌唱来感受面部脉络的跳动，神气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之后，原本那些较为抽象和玄妙的“神”与“气”才算是切实地有了着落，成为能够被人们仔细揣度和探寻的存在。对于学习之人而言，他们完全可以遵循“通过追求神气进而在音节之中有所收获，再借助对音节的探索从而于字句之上取得成果”这一路径，从最为粗浅的方面着手。然而，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够掌握到“字句”安排布置的精妙之处呢？对此，他却未能给出十分详尽且具体的说明，只是表示道：“虽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规律，但其中定然蕴含着某种恒定的奇妙之处，这些只可凭借内心的领悟去感知，难以用言语来确切表述”。至于实现“意会”的方法，则非“诵读”莫属了。而关于“诵读”的关键要点在于，当我们阅读古代人所撰写的文字时，应当设想自己化身为古人开口讲话一般，每一次的吞吐气息，都完全依从古人而非自身。当我们将一篇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之后，此时我的精神气质便与古人的精神气质相互交融。古人作品中的每一个音节仿佛都流淌在我的喉咙与嘴唇之间，那些与我的喉咙和嘴唇相契合的部分，正是我与古人在精神气质和音节韵律方面的相似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自然而然地就能发出如同金石撞击般清脆悦耳之声。

通过熟读成诵这一方式，当“熟”的程度达到双方相互融通、融为一体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领悟并掌握其中的“神气”。刘大櫆提出的这种从字句和音节入手，进而探寻文章内在气韵的主张，得到了姚鼐进一步的发扬和实践。他们的观点对于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自古以来，对于文章的研读就颇为讲究“诵读”这一环节，尤其是针对散文而言，更是注重“气势贯通”以及“音节之美”。如此观念，从古时起便深深扎根于文人墨客的创作理念之中，并一路传承发展，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前后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见解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比如所谓的“因声求气”，实质上是有些片面且不够科学地将“气”单纯地视为音节、字句等外在的“形式”方面的问题。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它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尽管这种观点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和采纳的精华部分。

这便是“文气”说的起源以及其大致发展历程的梗概。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探究，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最初“气”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一直到后来“因声求气”学说的问世，整个过程呈现出不断演进与向前推进的态势。而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进程之中，韩愈无疑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且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角色。正是他率先将“气”与“言”更为紧密地相互关联，并加以审视研究，进而开创性地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气盛言宜”理论。

在韩愈所处时代之前，人们对于“气”的理解和阐释，其侧重点往往更多地聚焦于作品的“内容”层面之上，着重强调创作者自身所应具备的深邃精神境界以及高雅气质等内在素养的培育养成。即便是韩愈本人，在早期阶段同样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韩愈以后，“气”这一概念却逐渐变得具体而又形式化起来。它原本较为抽象模糊的内涵开始发生转向，朝着“音节”以及“字句”等外在表现形式倾斜。这种变化相对于原先“气”那虚无缥缈、朦胧难辨的特质而言，的确称得上是一种显着的进步。要知道，将原本抽象且难以捉摸的“气”转化成能够被切实感知以及实际操控的具体元素，这对于文学创作实践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如此一来，创作者们便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灵活运用这一关键要素，进而创作出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作品。

然而，就在我们为此感到欣喜的时候，却绝不能对其中潜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倘若过于注重形式方面的表现，而对内容本身有所轻视，那么极有可能会催生一系列全新的弊病。毕竟，当人们一门心思地去追逐外在形式的极致完美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不自觉地忽略甚至干脆舍弃了作品内在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强烈情感力量的有效传达。这样做的后果便是让文学作品仅仅停留在表面功夫之上，徒有其表却缺乏那种足以触动读者内心深处、令人为之动容的独特魅力。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才会出现众人将“文气”单纯地视作音节或者语气之类问题的现象。这恐怕跟上述所说的这种弊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吧。

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文气”可不单单只是一个关于“音节”或者“语气”这么简单的事情哦！就像五明所理解的那样：他觉得啊，这所谓的“文气”呢，其中蕴含了两层含义。首先，也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所存在的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将整篇文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让读者能够顺着作者的思路一步步深入下去，清晰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情感。而另一方面呢，则是“气”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呈现啦。这个外在表现形式呀，指的正是大家常常谈论到的那些自然流畅的节奏、抑扬顿挫的语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这两方面完美融合的时候，一篇文章才能真正展现出那种独特而迷人的“文气”来，吸引住读者们的目光，让他们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