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老二听罢，很是惭愧地答道：“何师长他去年追随中山先生护法，南下广州，暂时留下我们这班弟兄在此待命，无衣无饷，实在是没办法，才做这种羞辱先人的事，还望孙掌柜海涵。”

这孙远哲虽然不在军政两界，但作为商人，对政坛的大致变动还是有所耳闻，知道冯老二刚才说的何师长南下之事，是说民国六年时，皖系段祺瑞在打败张勋复辟后，以“三造共和”的民国大功臣自居，解散了国会，重新组织政府选取总统。孙文对此极为反对，以护法为名，率领同盟会旧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与段氏的北洋政府分庭抗礼。

这位何玉峰师长，就是去年只身随孙文南下，他的部队暂时留在了荡山湖一带，冯老二随后自承，他原本是何师长部下的警卫团团长，何师长南下投孙文后，北洋政府就不把他的部队列编了，要遣散他们，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落草为寇，靠着打家劫舍度日了。

冯老二这帮人毕竟是正规部队出身，与那些乌合之众相比，战斗力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没多久就在荡山湖这方圆数百里名声大震，部队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各路大小匪股闻风而来，纷纷加入，越来越大，等到三年后的民国十年，孙远哲的两个儿子孙宇珍、孙宇瑶下定决心上山落草时，这支队伍已经集合了荡山湖一带大大小小数十股土匪，有数千人头，新旧长短枪支算在一起也差不多有千枝之多了。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回头说这孙远哲，因为当年的一张收据意外从土匪这边脱身后，他开始琢磨了：父亲那辈靠科举博功名，当官捞钱；他这辈靠生意，也赚到了些钱；但再到下一辈，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读书靠不上，做生意更靠不上，赚了钱反而还是祸害，手里有枪才是硬道理。主意打定后，就把两个儿子孙宇珍、孙宇瑶，通过关系托付给了本地在青帮中地位极高的张聘卿名下挂了个名，这位张先生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后来成为青帮的“大字班”辈，在帮中辈份极高，在南京、上海都有自己的大宅院子，为了扩大自己势力，也是到处广收门生，与南京的张飞、南通的张锦瑚都是青帮大佬，三人结为盟兄，并称“南清三老”。

从此孙家在土匪圈里有冯老二照着，在帮会这边兄弟俩又是新加入的生力军，老家宁城的这院子，也就从此黑道无人敢打主意了。可是黑道这边是摆平了，白道这边麻烦的却来了。

孙家与冯老二结了这层关系后，土匪们自然不会再来打劫，但孙家院子就在这交通要道上，土匪们长途打劫路过时，难免就会登门歇个脚，孙家也投桃报李，在土匪们实在困难时接济点粮食过去，大家相互给个面子，原本也就这么相安无事过着。

但偏偏到了民国七年时，原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来山东出任督军，他上任后，与毅军统领常德胜、徐州镇守使张文生，三军合力，试图一举将境内土匪肃清。如此一来，与土匪关系一直暧昧的孙家，就被北洋军队最先关照了。先前当地驻军统领，和同盟会多少有点瓜葛，对孙家与土匪的往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可张树元原本就是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一向视在广东另立中央的孙文为乱臣逆贼，于是孙家这张有何玉峰师长签名的资助革命收据，就不再是革命功勋的证明，反而成了与孙文一伙的分裂中央反动分子证据。

如此一来，孙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官兵三天两头以清查匪清来敲诈勒索，孙远哲一开始抱着花钱买平安的想法，对官兵四处打点，但后来发现越打点越没完没了，孙家原先靠的是与孙文同盟会的这层关系，而这山东督军张树元却是最恨孙文，这种最根本路线之争，只能是你死我活，靠钱怎么可能搞得定呢？

孙远哲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却始终想不出个办法解决问题，人一旦活着看不到盼头，身体就如风中残烛，最终于民国九年一病不起了。

临死前，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吩附道：“他们高层的事，我也不懂，咱们家既然已经牢牢地贴上孙文这张革命党的标签，以后你俩也就别再瞎折腾了，就跟着孙文这帮人走吧，别在意一时的得失，留在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它什么世道什么年代，跟对人才是最稳妥的生意，家里有人才是最大家业。”

说完，又让人把那张为革命捐款的收据拿过来，继续交待说：“他们说会连本带息带咱家这笔钱，就算真会还，你俩也不能要，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要有，心里有了这想法，这东西它就不灵了，这些年来，它是咱家的护身符，要一代代要传下去。”

兄弟俩哭得泣不成声，含泪说好。大哥孙宇珍心里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但弟弟孙宇瑶内心里却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致于他甚至盼着父亲赶紧闭眼离世了。

孙宇瑶心里到底生了什么念头，让他能生出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