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青安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原预算四千八百万元，财政局实际拨款四千五百万元，少了三百万。

这三百万元的差额，名义上是“工程概算调整”，但他手中没有看到任何正式批复文件。

第二件事：该项目的承建方是明盛建筑有限公司，而明盛建筑的法律顾问单位是江涛律师事务所。

他调查发现，江涛律师事务所与多家壳公司存在关联，这些壳公司的资金往来存在明显异常。

第三件事：他本人就是当年在财政局预算科科长职位上签字批准该项目拨款的人。

他承认自己签了字，但他强调，当时的拨款审批程序完全合规，他是在分管副局长的指示下，按照“概算调整”后的数字进行的拨款。

他愿意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但请求调查部门核实其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和利益输送。

写完之后，他又读了一遍，改了几个措辞，加了一些时间、地点和数字的细节，尽量让这份材料看起来像一个知情人的举报，而不是一个当事人的自辩。

他知道，光靠这三页纸，纪委监委不会立案。这只是一条线索，一个由头，一个让调查人员愿意多看一眼的理由。

但如果这个由头足够有分量，如果他们愿意顺着往下查，他们就会发现那些壳公司，那些资金流向，那些看似合规但实则漏洞百出的账目。

一切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许澄把这三页纸存进了U盘，又在U盘里放了几张他在梅兰芳公司工作时截图的账目截图——这些截图是他用手机拍下来再传到电脑上的，清晰度不高，但关键的数字和名称都能勉强辨认。

他把U盘拔下来，装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下了“S纪委监委信访室收”几个字。

他不会用电脑上传举报材料，因为那样会留下IP地址，会留下电子痕迹，会暴露他现在的位置和身份。

他要用最原始的方式——打印出来，装进信封，找一个不会被监控拍到的地方投进邮筒。

但省城现在到处是天眼摄像头，他需要找到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他想到了建材厂后门的那片拆迁工地。工地的西边有一条小路，路两边是老旧的围墙和几棵歪脖子槐树，这条路上没有摄像头，因为这里的摄像头在上个月的一次拆迁中被碰掉了，一直没有重新安装。

这是他在附近转悠的时候偶然发现的，现在这个偶然的发现变得至关重要。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许澄就起来了。

他把那三页纸打印了出来——打印机是在建材厂门口的一家打印店打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眼睛不好使，收了五块钱，看都没看他打印的是什么。

他把打印好的三页纸和U盘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用胶水封好，揣进夹克内袋，出了门。

凌晨四点半的省城，天还是黑的，路灯发出惨白的光。街道上空荡荡的，偶尔有一辆出租车驶过，尾灯在黑暗中拉出一道红色的弧线。

许澄沿着建材厂后门的小路快步走着，两边是黑黢黢的围墙和施工围挡，脚下是坑坑洼洼的路面，积着昨夜的雨水。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到了那条没有摄像头的小路。路口的电线杆上，摄像头的支架还在，但摄像头不见了，只剩下一截被剪断的电线在风中轻轻晃动。

他沿着小路走到尽头，拐上一条大路，路边就有一个邮筒。绿色的邮筒泛着冷光，像一张沉默的嘴。

许澄站在邮筒前，从夹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握在手里。信封的边缘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胶水封口处微微翘起一角。

他在投递信封之前，四下扫视，确保周围无人监控。

然而，“心怀鬼胎”的他，此刻却显得格外敏感，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暗监视着自己。

他的担忧并非是多余的，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里面的人正做着各种小动作。

双方只隔着一条街，所以他注意到了那辆车，以及坐在驾驶室里面的人。

此人貌似正端着一个相机，隔着前挡风玻璃在拍照，而且镜头在移动到他这个方向时，只是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又迅速的转向了，仿佛对方要拍摄的人不是他，而是这条街周围的所有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