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三天。翻来覆去地想。白天在办公室里做账，晚上在煤油灯下做账，中间的空档里她在想这件事。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许建国说了“你想好了告诉我”，他没有替她拿主意。这些年他终于学会了不替她拿主意。

第三天晚上，她合上账本。

“不管这次是不是，我不会再生了。”

许建国坐在床沿上，手放在膝盖上。他沉默了一会儿，不是犹豫，是在确认她的表情。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压抑着情绪的平静，是想清楚了的平静。他想起去年计生办的人走后，她把账本放在桌上正对门口的那个动作。她从来不是没有主意的人。

“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的手按在合上的账本上，“我有两个女儿。够了。”

够了。不是“只能这样了”，不是“没办法了”。是够了——这两个字的分量比任何长篇大论都重。她不需要一个儿子来完成她在许家的地位，不需要用生儿子来讨好婆婆，不需要用一个男娃来给自己的后半生上保险，更不需要像老张媳妇那样，用结扎后怀孕的万分之一概率去赌超生罚款八百块、丢掉工作、让全家人跟着受罪。她有工作，有账本，有两个女儿。够了。

许建国看着她，坐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个字：“好。”

不像她丈夫，像她的搭档。八年前她在产床上被婆婆逼着送走女儿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红糖，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去年计生办上门的时候，他在竹床阵上坐了一夜，天亮前说了句“以后我站你这边”。现在他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的眼睛，说了“好”。

光宗站在门外。手里端着刚洗好的碗。碗是温的，刚用热水烫过。

她听到了全部对话。不完整——有些句子被门板挡着，有些词语被轮渡的汽笛盖住了。但她听到了关键的两句：“我有两个女儿。够了。”以及父亲的回答：“好。”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碗，碗里的水顺着碗沿往下滴，滴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她没有进去。她端着碗站了很久，久到碗里的水快滴干了，才转身回厨房。

她把碗放进碗柜，关上柜门。走到院子里。耀祖蹲在地上画小人，头下面长着腿，像一只快乐的青蛙。今天多了一顶帽子——一片槐树叶子放在小人的头上，是耀祖捡来的。叶子已经有点蔫了，边角卷起来，但戴在小人头上刚刚好。

“姐，你怎么了？”

“没什么。”光宗蹲下来，拿起粉笔，在耀祖的小人旁边画了一只青蛙。青蛙很丑——腿是歪的，眼睛一大一小，不像青蛙，像一只蹲着的猫。

耀祖看着那只丑青蛙，笑了，拿起粉笔在旁边又画了一只更丑的。姐妹俩蹲在槐树下，把地上的小人国越画越大。傍晚的风吹过来，几片槐树叶子落在小人国的领土上，金黄的。

几天后，李秀兰的月事来了。

她坐在厂办小学的卫生间里，低头看着那抹红色，坐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推开门，走回办公室。走廊上的阳光照在她的白衬衫上，她没有哭。

晚上，她在账本上记了一笔。没有写“月事来了”，没有写“没怀孕”，只写了几个字：“两个女儿。够了。”她把账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轮渡的汽笛响了。李秀兰闭上眼睛，手按在枕头底下的账本上。她妈留给她的账本，她还会继续记下去。记到女儿们长大，记到她拿不动笔，记到这本账本被另一双手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