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兰的月事推迟了十天。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许建国。只是每天早起时多了一份小心——在厂办小学的卫生间里多待几分钟，用冷水洗脸的时间比平时长一些。她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知道身体的信号是什么意思。但她不确定。以前从来没有推迟过这么久。

她做了结扎手术，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计生办的人上门查过，她拿出盖着厂卫生院红章的结扎证明给他们看。但筒子楼里不是没有结扎后又怀孕的先例——楼上老张家的媳妇，结扎三年后又怀上了，医生说输卵管自己通了，概率很小，但不是零。

老张家的老三现在都会走路了，超生罚款交了好几年还没交完。李秀兰想起那个孩子满月的时候，老张媳妇抱着孩子在院子里喂奶，脸上的表情不是高兴，是认命。

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老张媳妇。

晚上，她终于告诉了许建国。煤油灯还没点，屋里暗沉沉的。许建国坐在床沿上，刚脱了一只鞋，手里攥着另一只鞋的鞋带。他听到消息后保持这个姿势很久——手里攥着鞋，一动不动。

“会不会是……”他没有说完。

“不知道。”李秀兰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老张家的媳妇就是结扎后又怀上的。”

许建国没有说话。他想起了老张——那个在车间里从来不说话、下班后一个人坐在江边抽烟的男人。老张家的超生罚款到现在还没交完，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扣罚款，剩下的才拿回家。

他也想起了去年秋天，计生办那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站在筒子楼门口，问“许建国家的在不在”。走廊上的豇豆从刘姨手里滑落，楼上晾床单的忘了拉拉链。他老婆拿出结扎证明和账本，安静地放在桌上让他们自己看。但那是应对查超生，不是应对真怀孕。如果这次真怀上了，计生办的人再来，就不是查账了。

不管肚子里有没有孩子，光是“可能有”这三个字，就够让他们心惊胆战了。

他们没有告诉王翠花。但她还是知道了。筒子楼的隔音不好，许建国和李秀兰在屋里说话的时候，走廊上有人在收衣服。

第二天，王翠花破天荒地去了趟归元寺。她没说是去求什么，但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黄色的平安符，放在李秀兰的枕头底下。然后开始给李秀兰煮鸡蛋。以前鸡蛋全是龙飞的，现在她每天早上煮四个：龙飞一个，耀祖一个，光宗一个，李秀兰一个。

第三天，光宗看着自己面前那个鸡蛋，没有马上吃。她看了很久，然后剥开壳，小口小口地吃。

但王翠花每次煮鸡蛋都要念叨一句：“这回一定要是个男娃。”不是祈使句，是祈愿句。在老张家的媳妇身上，结扎后怀孕生的是个男娃，她大概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她不管超生罚款、不管李秀兰的工作——这些她不是不知道，是假装不知道。

在她心里，任何风险都比不上一个男孙的重量。既然老张家的能怀上，她家秀兰也能。这说明祖宗保佑，说明许家的香火不该断。至于结扎证明？那不过是一张纸。她活了五十多年，见过太多比纸更脆弱的承诺。

李秀兰听着这些话，没有反驳，也没有高兴。她接过鸡蛋的时候会说“谢谢妈”，然后低头吃。鸡蛋是热的，但她的心是沉的。

晚上，光宗和耀祖都睡了。煤油灯下，李秀兰面前摊着账本，但她没有在记账。账本翻到空白页，笔放在旁边。她在算另一笔账——没有写在账本上，但比任何一笔都清楚。

如果是真怀上了：超生罚款不会低于八百块。她的工作可能保不住。光宗和耀祖——如果是男娃，王翠花会把所有资源都倾斜给这个孩子，光宗存的三十六块五毛会被说成“留给弟弟的”，耀祖的笑会被说成“丫头片子笑什么笑”。

如果不是男娃，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和她姐姐们一样，被贴上“赔钱货”的标签。她不想再让一个孩子经历这个。

如果不是真怀上了：那最好。但这场虚惊让她想清楚了一件事——她不能再冒任何风险了。老张家的媳妇是结扎后又怀上的，她不要做第二个。不管这次是不是，她都要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她不会再要孩子了。这个决定不需要等到确认怀孕之后再做。现在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