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岁的孙玉珍蜷在漏风的土坯房角落，饿得连翻身都费劲。

身下铺着发黑的旧褥子，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蹭在她的胳膊上，屋里一点粮食味都没有，连耗子也早就搬了家。

她最后一个念头清楚得很，要是能有个超市就好了。

哪怕只拿一包最便宜的饼干，也不至于活活饿死。

意识沉了下去。

柴火烟呛进肺里，孙玉珍连着咳了几声，胸口跟着发疼。

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趴在灶台前，脸贴着粗糙的灶沿，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塞进灶膛的干柴。

第一个念头冒出来，我没死？

她撑住灶台站起来，腰不疼，腿也有力，抬手握拳时，指头居然能收拢得严严实实。

孙玉珍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双手粗糙厚实，指节分明，掌心和指腹全是干农活留下的老茧，哪里还有临死时那副皮包骨头的模样。

她盯了十几秒，脑子乱得厉害。

院里传来公鸡打鸣。

紧接着，远处响起铜锣声，有人扯着嗓子喊：

“上工啦，上工啦，男社员去东坡翻地，女社员去打谷场！”

是生产队的上工锣。

这声音她听了大半辈子，连梦里都忘不掉。

孙玉珍扶着灶台走进堂屋，视线从屋里扫过去，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旁边的红色标语已经褪了色，窗户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天光透进来，屋子里灰蒙蒙的。

八仙桌上摆着一只掉漆的白色搪瓷缸，缸身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

墙角靠着锄头，旁边堆着一捆干稻草。

这是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也是记忆里的1973年。

她伸手摸了摸搪瓷缸，缸沿那圈顽固的茶渍还在，指腹蹭过去，能摸到粗糙的凸起。

孙玉珍又走到灶台旁，把手伸进水缸。

半缸清水，水面漂着一片枯叶。

她转身去摸门框，木头上的豁口，墙角的泥印，连灶台边那块掉下来的砖，都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她抬手在大腿上掐了一把。

疼得龇牙。

这不是梦。

孙玉珍扶着歪门框走进院子，三间低矮的黄泥土坯房立在晨雾里，黑瓦顶，篱笆墙用树枝和高粱秆扎成，刚到人的腰部。

墙根下，几只芦花鸡低着脑袋刨土，刨半天也没刨出什么，翅膀上的毛都稀了。

老枣树光秃秃的，晾衣绳上挂着两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

隔壁院里有人喊：

“福生他妈，你还磨蹭啥呢？再不上工，队长又要扣工分了！”

福生他妈。

这四个字她听了几十年。

孙玉珍抓住篱笆，手指在粗糙的树枝上来回蹭。

福生是她男人刘福生。

上辈子，刘福生没活过五十岁，咳了三年，家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出来，最后人躺在炕上，连句完整话都没留下。

现在，他还活着。

“哎，知道了周婶子，我这就来！”

她朝隔壁应了一声，自己都被这嗓门吓了一跳。

声音洪亮，底气足，哪有八十三岁时说两句话就喘的样子。

胸口发紧，鼻子也酸，孙玉珍抬起袖子蹭了蹭眼角。

活了一辈子，吃过的苦够多了。

这一回，她想好好活着。

还得把刘福生那条命护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