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请他画出当时我把照片放在哪儿，经办人说桌左，签字页在中间，衣服袖口压着纸的一角。他只画到自己看见的地方，没画我离所后朝哪扇门走。七年前登记桌后有一块玻璃，镜里偶尔把人和包都照出两个影；他说这只是普通反光，当年没听到我问“镜里是谁”。我们不因旧宅那面镜子已出怪事，就把所里每块玻璃都升级成同一把门。

母亲听到练习册，问是不是沈穗那本“物理错题”。经办人说他没见到书，不能认。母亲记得报案后我在快天亮的雨里回过家，面没吃，把妹妹的本子从书桌拿走；她还把一把蓝格伞夹在本子底下。她没跟我走出门，不知道我后来把书给了谁。她保存黄色书包和许多旧单，是找女儿时把能留下的都留下，不是早就知道哪一本会变成核对本。

母亲进来得晚。她上午把裤脚给客人量好，答应下午交，才赶到派出所。她看我面对那张报案，先问我右手伤口是否疼。我说不疼。她没有问“你那天真是你吗”，而问当年我回家后有没有告诉她报案里加过“县”字。我想不起，她说自己也不记得。那不是足以认人的生活密码，只是一件我至今仍能从纸上认出的笨拙小动作。

她当年先得到的是我说妹妹不见了，而不是女儿已报哥哥失踪。若两份报案都属实，家里的人在同一天分别找另一个，后来没有把两条消息带回饭桌。母亲说她曾以为自己知道谁先出去找谁，如今只能确认自己后来去车站贴寻人纸。她不让这种修正变成“我那天根本没见儿子”；第七晚她亲眼见到右眉有疤、手上细伤的人，其他时段另核。

我问经办人，当时我有没有明确说“妹妹先去报案”。他说没有，否则他会在页边记。那时两份接报在不同桌上，后面这位经办人未必看见前面登记。若他早知报案人沈穗刚在这儿找沈砚，按正常工作会问我她从哪儿离开的。纸上没这个问题，只说明两份信息当时没有及时在他手里合并，不能推成所有人被奇异力量蒙住眼。

许棠站在镜头外听，没有把我对纸的一点熟悉剪成“现沈砚终于被证明是真的”。她说对一份报案的签名负责，与对七年前每一分钟的身体负责，大小不同。我说我愿意对自己当年报妹妹失踪、后来七年继续找她的事负责；若有另一位沈砚同日做过事，也不能因为用了同一名字就由我一口气认下。

她问我可否在镜头前把这段说完整，给今后只见两张证件的人看。我说可以，但把“我认得签名”与“我不记得此前四十七分钟”都留下，不要剪成一句坚定的“我就是当年的报案人”。她调好机位，我说完又补一句：那份报案使妹妹的失踪被登记，后来撤回补名时案子仍在；即使办理人身份未清，我不愿把这条让人继续寻找的记录撤掉。许棠没有叫我重复，原片一次录完。

来人把自己的旧回执拿起来，又放回包。她问我报案那天有没有带妹妹照片。我说有，一张校服照，似乎在袋里折过。经办人确认附件目录有一张女孩正面小照，但原照片后来的移交另袋，她今天没带来；不能因我说“似乎”就把她今日的脸与当时照上那张一次锁定。她没有急着要求看，只说将来若要看自己的旧照，她自己选择在场。

午后我回馆接一趟普通工作。老何开车，小马接手工具，三人在今日派车单各签自己那栏。老何说七年前他见过一个沈砚提前来馆，今天仍不能用这趟车替我的四十七分钟补路线。我说知道。家属把一件衣服交给我，问旧补丁能不能留，我照约定保留。现实工作没有因为报案卷多出一份便全停；我也没有把每次家属信任当作七年前的反证。

晚些，程远打来电话，报案页背面在侧光下有一段并非今天新写的压痕。他先拍基线，问我要不要回来看。我去时两份报案仍分放，自己的那张翻过来，正面内容隔着纸隐约透出。背面压痕沿页边像一段尺寸备注，字势向左，和我那枚补“县”字的笔压不在同一层。

我没记得在窗口量过任何衣服。那天我找的是妹妹，不是带一件衬衫来改领子。技术员把侧光再降一点，数字与字一行行露出来：领口、肩宽、袖长，末尾一处写着三十四点五。

程远没有叫我当场认笔迹。我看着那段被压在报案背面的衣服尺寸，想起白衬衫挂在馆里时露出的窄领。四十七分钟仍空着，这张纸却把一件我说不记得量过的衣服带进了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