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记得临时工登记不用填血型。

程警官让值班人员取来我正式入职档案。

新档案上是A。

体检表、身份证复印件、紧急联系人，都在。

联系人写母亲。

旧工牌背面的紧急联系人也有一个号码。

号码前七位是母亲家里的旧号。

后四位不一样。

我试着拨了一遍。

空号。

老何却从衣袋里摸出手机。

他的手机在响。

来电显示就是那个空号。

他没接。

手机在桌面震动，带着考勤簿往前挪。

每挪一下，旧簿里就有一页自己翻开。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到第七天，电话断了。

考勤簿停在被划掉的名字上。

老何把手机反扣。

“那三天，他不带电话。”

“你怎么联系他？”

“不用联系。”

老何抬头看走廊尽头的冷柜。

“每晚十二点，他自己站在三号柜前。”

右上角粘着一根白线。

程警官没让老何拿，戴手套装袋。

“照片什么时候没的？”

“不知道。”

老何挠了挠耳后。

“人第七天没来。我把牌收了。三个月后小沈来应聘，我翻到这张，问他是不是干过。”

“我怎么说？”

“你说没有。”

“你还招我？”

老何看着搪瓷杯里的茶叶。

“因为你上手就会。”

老何说我正式入职第一天，他给了我一具练习用的蜡头。

左脸缺一块，嘴角裂开。

别人先补脸，再调色。

我先翻照片背面。

照片背后写着家属不要笑。

我把已经做好的上扬嘴角压回去。

老何当时站在门边，问谁教的。

我说没人。

手知道。

“你就是这么说的。”

“我记得。”

“前三天那个也说过。”

老何拿起茶杯，又放下。

“一个字都不差。”

杯底离桌时，那片蓝复写纸已经没了。

他的食指上，砚字也淡下去。

只留一道像纸割的细口。

值班室外有人推车经过。

轮子缺油，每转一圈响一下。

我让老何说那三天处理过什么。

他从柜里找出接运簿。

第一晚，一个车祸老人。

第二晚，河里捞上来的男人。

第三晚，一具无名女尸。

来源写着县道旁弃置。

年龄十六至二十。

左手虎口有烫伤。

接运簿的纸边粘着蜡。

老何说第三晚停过电，值班室点了两支白蜡。那个早到三个月的“我”没去拿手电，端着一支蜡进了整理间。

“他出来时蜡还有多长？”程警官问。

老何用手比。

“进去时这么长。出来还这么长。”

“烧了多久？”

“两个钟头。”

老何从柜顶取下一只旧铁盘。盘里凝着一圈蜡泪，中间有两个杯底印。

“我后来才看见，他拿的是两支。”

一支放在整理台正面。

另一支立在无名女尸脑后。

老何从门玻璃往里看，只能看见第一支。玻璃反光里，第二支照着另一个穿工作服的人。

“两个都在动？”

“前面的给她擦脸。后面的给她梳头。”

“你进去了吗？”

老何的手在搪瓷杯把上转。

“我敲门。他们一起回头。”

他说自己当场把灯打开。

整理间只有一个人。

无名女尸的头发却编好了两条辫子。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发尾分别系着红线和白线。

我给遗体整理头发，从来不用红线。

老何知道。

他教我的第一天就说，馆里的红线只绑物，不绑人。

“前三天那个知道吗？”我问。

“他先跟我说的。”

老何的杯盖从桌上滚落。

盖内粘着一根红线。

线头很细，绕住一根黑发。

老何拿杯子的手松开。搪瓷杯倒了，空杯里滚出两颗白蜡头。

每颗蜡头上都有牙印。

一颗咬痕朝左。

一颗朝右。

程警官没让人分开，连杯一起罩进物证箱。

老何盯着箱子，嘴里反复数“一、二”。数到第三遍，变成了“一、一”。

许棠把接运簿合上。

“先记住是两支。”

老何点头，用指甲在桌上划了两道。

第二道刚划完，第一道没了。

老何又划一遍。

这次两道都在。

中间却多出第三道，细得像女孩子的指甲。

他把手藏到桌下，不再数。

桌底传来第三下抓挠。

老何两只脚同时收回，鞋尖仍留在原地一双湿印。

湿印没跟着他动。

我按住桌边。

木头扎进掌心。

“遗体后来呢？”

老何没有翻页。

“丢了。”

他说那晚做完初步整理，遗体放进三号冷柜。早上交班，柜门没开，封条也在，里面只剩一套县一中的校服。

馆里报了警。

登记按无名尸失窃处理。

“当晚谁最后接触？”程警官问。

老何抬起头。

视线越过我，落到门口。

“沈砚。”

走廊的推车停了。

轮子最后响了一下。

老何把接运簿翻到背面。

那里夹着一张交接卡。

遗体状况、随身物、衣物，都有人填写。

整理人一栏签着我的名字。

字迹不直。

最后一笔往左压。

像沈穗写自己的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