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三天？”

电话里又响起翻纸声。

老何没有马上答。

“你来馆里说。”

“你在哪？”

“值班室。”

我看了眼时间。

晚上八点四十。

“别动旧东西。我带警察过去。”

老何咳了一声。

“我没动。它自己掉出来的。”

电话断了。

程警官接到消息，让我们留在家里。他和同事先去殡仪馆，确认老何本人在场，再来接我。

母亲将热好的豆角端上桌。

“先吃。”

我没拿筷子。

她把碗往我面前一推。

“饿着就能想起来？”

许棠掰开一次性筷子，递给我。

我吃了半碗饭。

豆角有一截没摘干净，老筋挂在牙缝里。我拿纸擦掉，母亲把那一截夹进自己碗里。

她没有再问殡仪馆。

九点二十，程警官打来电话。

老何在。

馆里的值班人员也在。

我和许棠过去，母亲留在家里。出门前，她把那部旧手机连塑料盒一起交给程警官。

“电池鼓了。”

程警官接过去，登记封好。

殡仪馆后门的灯坏了一盏。

我每天走这条路，闭着眼也知道哪块地砖松。今晚踩下去，没有水冒出来。

老何坐在值班室。

外套没脱，车钥匙搁在桌上。他面前摊着一本旧考勤簿。

封皮裂了，用透明胶贴过。

“车的事还没问完，你怎么回来了？”我问。

“下午放我回来拿材料。车还在那儿。”

老何用手背擦鼻子。

“我想找你进馆那年的派车单。考勤簿从柜顶掉下来，就翻在这页。”

程警官先拍柜子、地面和簿子位置。

柜门关着。

顶部积灰，中间有一道拖印。

没人能说清簿子怎么出来的。

我站在桌边，看那一页。

日期是沈穗失踪后的第四天。

夜班栏有两个名字。

何建国。

沈砚。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老何的全名。

我的名字后面画着一个圆。

代表到岗。

第五天、第六天，也有。

第七天，名字被划掉。

划痕不是一笔。

先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

纸被刮薄，中间透出桌面的颜色。

老何拿灯照背面。

背面也有一个圆。

位置正好压着我的名字。

“考勤只在正面写。”他说。

“谁画的？”

“不记得。”

老何说完，用手去端搪瓷杯。

杯底粘着桌面，提了两次没提起来。

他没有硬拽。

拿指甲沿杯底抠了一圈。

下面压着一小片复写纸。

蓝色。

纸上只有半个圆。

程警官让他停手。

老何把手抬起来，指甲缝里已经进了蓝粉。

他拿纸擦。

蓝粉越擦越深，最后在食指指腹印出一个砚字。

“别碰别的。”

程警官把一副手套丢给他。

老何戴上，食指顶破了。

第二副也在同一个地方破。

第三副，他没再伸那根手指，只把它弯在掌心。

砚字隔着乳胶还能看见。

我把自己的拇指刀疤按在桌边，没有伸过去。

老何看了一眼。

“你正式来那天，我也是这么试你的。”

“试什么？”

“让你戴手套。”

三个月后，我来应聘。

老何拿出三副不同尺码的手套让我挑。

我选中号。

戴好以后，拇指旧伤处勒得发白。

他又让我换大号。

我说不用。

那时我以为这是入行前的小规矩。

现在老何说，前三天来的那个沈砚，戴哪一副，食指都会破。

“跟今天一样？”

“一样。”

他把弯着的食指藏进拳心。

“所以你三个月后来，我才问你是不是干过。”

“我戴手套没破。”

“你没破。”

老何抬了下下巴。

“我才敢让你留下。”

我正式来馆里，是三个月后。

老何把另一册新考勤推过来。

那一次入职，从试工到转正，一天不少。

程警官问老何：“前三天这个人，你亲眼见过？”

“见过。”

“确认是他？”

老何看着我。

“那时他眉上有疤。”

我手背上的筋绷起来。

“还记得别的吗？”

“不说话。手稳。”

老何将一只搪瓷杯转了半圈。

“第一晚让他缝嘴，他打双结。我说这样拆的时候费事。他说牢。”

我收针一直打双结。

不是师傅教的。

我刚进馆时就会。

以前我以为是给沈穗缝弹珠袋留下的习惯。

许棠问：“他叫什么？”

“沈砚。”

“谁介绍来的？”

“自己来的。”

老何弯腰，从桌下取出一只铁盒。

里面装着旧工牌。

人走了，照片撕掉，塑料壳留下。有几张没人来领，一直压在底下。

他倒出一张。

塑料已经发黄。

姓名，沈砚。

岗位，临时整容。

照片位置空着，四个角留有胶印。

塑料壳里还有一层夹纸。

我把工牌侧过来。

夹纸边缘写着血型。

O。

我的血型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