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傅发来的照片放大以后，梳妆台前的椅子上有两道平行的黑印。

昨夜我给纸新娘开脸时，她的嫁衣拖在地上，衣摆蹭过椅脚，留下的是一整片红粉。现在那两道黑印像鞋底踩出的泥，间距却小得只够一双童鞋。

我把照片缩回去，给陈师傅打电话。他接通后没说话，旁边有竹条折断的脆响。

“谁把她挪走了？”我问。

“周家说没有。”

“你信？”

“我看见厢房门是从外头锁着的。锁没坏。”陈师傅顿了顿，“喜婆今天让人先搭喜堂，椅子和牌位都搬进去了。原来要等第七夜，现下天还没黑，就把红烛摆上。我在周家补轿，不方便多说。”

“合婚也提前？”

“没改日子。先把东西备好，像怕你跑了。”

电话里传来女人问纸鞋尺寸，陈师傅应了一声，匆匆挂断。我看着母亲铺门上剩半张的“喜”，又看了看背包里露出的蓝格伞柄。沈穗刚从十七号后窗走，纸新娘就不在厢房。两件事之间有没有线，我只能回周家找。

去纸坊村的末班小客车已经过了。我在桥头拦了辆送菜的三轮，答应帮师傅把两筐菜抬进村里的饭馆，他才让我坐在车斗边。天擦黑时，我们经过周家。喜棚里的灯全亮了，唢呐没吹，纸马却换成了朝院门的方向，像马上就要出门。

我把菜筐搬完，沿墙根走回周家。院门开着，堂屋门上贴着两道红纸，纸边还湿，墨没干透。门里摆了十几把椅子，全朝向正中。正中也有两把：一把坐着周文生的牌位，另一把空着。

空椅背上搭着一件蓝白校服。

我先以为自己看错了。沈穗的校服领口有一块很淡的洗衣粉印，七年前她嫌我总把粉倒多，自己洗过一回，晾干后那印还留着。椅背上那件也有，位置在右领尖。左袖口还缝着我妈补过的一小块白布，针脚外歪内直。

我伸手把衣服拿起来。布已经洗得很软，靠近口袋有一道旧墨迹，是沈穗写字时把笔帽漏在兜里留下的。不是照着照片另做的一件。

“放下。”

周母从侧门进来，手里提着一盏红灯。她看见我抱着校服，脚步停了。“喜婆说，等新人到了，让他先看看衣裳。”

“衣服从哪儿拿的？”

“她送来的。”

“谁？”

“喜婆。”周母把灯放在牌位旁，“你要问她，她在后院。”

我没有把校服放回椅上。“我妈一直收在家里。周家的人今天去过她铺子。”

周母的眼皮动了一下。她没有替那些人辩解，只说：“我也没问衣服怎么来的。文生的衣裳还没织完，堂上却先有了别人的旧衣。你觉得我愿意看？”

她把牌位扶正。木牌下面垫着一张红纸，红纸露出的边角写了一个“生”。我想起七年前喜堂空了的那双鞋，想问她到底见过多少个活人站在这块牌位旁边。她抱起毛衣，绕过我走出堂屋，像不想再谈。

我追到门边，问她空椅究竟给谁坐。她停下，背对着我：“喜婆说，衣服放在这儿，新娘就会认得回家的路。”

“这不是新娘的家。”

“我知道。”她转过来，眼里有很深的血丝，“我儿子死后，我在河边坐过三夜。有人说他还会回来，我连那人叫什么都没问，就把门敞着等。现在他们又告诉我，摆张椅子，另一个姑娘会来。你让我怎么分真假？”

她抬了抬怀里的毛衣，针还插在袖子上，袖口比周文生的手腕窄一圈。她像是看见我盯着那针，立刻把衣服抱紧。她不是不知道这喜堂里还要一个活人，只是不敢再把那句话往下想。我也不敢替她说出来：如果沈穗真顺着校服走到这里，椅子不会一直空着。

“我把衣服带走。”我说。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拦，只把灯提得高些，照着我脚下的门槛，像怕我抱着那件衣裳摔在她儿子的灵前。

我将校服折好塞进背包，肩带一下沉了。若我妈发现柜子空了，会不会以为沈穗真的回家取过？又或者喜婆正等她这么以为？

我走到院门外给我妈打电话。她接起来还在踩缝纫机，我让她去看看里间最上层的柜子。脚步声、柜门响声隔着听筒传过来，随后机器停了。

“校服没了。”她说，“今早我还拿它垫着那包旧纸，怕铁盒把台面划坏。”

“周家那两个人进过里间？”

“没有。我让他们在门口等。”她说完自己也沉默了片刻，“蓝巧云昨天进过。她说要借个地方把包放好，进去过一会儿。”

我望着怀里折起的衣袖。蓝巧云来时还活着，她把包交给我妈，也可能把校服带走；之后东西落到喜婆手中。可周母说校服是喜婆送的，她没说是哪一天。我现在连谁从柜子里拿的都分不清。

“我把它拿回去。”我说。

“你先别拿回来。”我妈的声音低下来，“若穗穗要找它，你让她来找你。”

我没应。铺门的半张红喜、晒纸屋没开的门，都还在眼前。校服在我包里，比她本人容易带回家得多。

后院有一口老井，井沿上搁着两只红漆水桶。喜婆站在井边洗手，水盆里浮着胭脂色的粉。她听见我踩到碎瓦，连头都没回。

“沈师傅，今天还早。”

“你把纸新娘藏哪儿了？”

她抖了抖手上的水，转身看我。“我锁的门，你可以去看。锁在，窗也在。她认路，自己回去了。”

“回哪儿？”

“该回的地方。”

我不想让她再绕。“她身上那张脸，是照沈穗最近的面底做的。蓝巧云死了。你还要把她摆进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