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槐树胡同有一间义学，叫明训。

不收束修，只收穷人家的孩子；教认字，也教记账。讲堂是两间打通的老屋，桌凳高低不齐，都是各家自己搬来的。

墙上不挂圣贤像，挂一块木板，板上用炭写着当日的功课，写完了擦掉，第二天再写。先生姓什么没人知道，孩子们只叫他一声先生。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袍子，冬天也不加棉，讲书的时候手拢在袖子里，讲到要紧处才抽出来，往桌上一按。

钱无庸查这间义学查了七天。头三天查束修，查不出；后四天不查人了，查米——义学里三十几个孩子，一天两顿粥，一月吃多少米，账上都有。米是从香烛铺后门送的。

「一袋米，从城南绕到城北，再绕回来。」钱无庸把这一笔报上来的时候，声音很平，「账房不缺钱，可他缺一个能天天见人的地方。义学最好——孩子们进进出出，谁也不疑。」

临渊把面板翻过来。那一栏「本袋已空，另袋在途」底下，那行字已经改了。

只改了两个字。

「袋已现。」

「要动兵么。」卫铮在殿上问。他的手按在腰刀上，按得很实。

「不动。」他把话说定，「三条街围住，一个人不许进去，一个孩子不许出来。米断掉。字放出去。」

「围而不拿，他会走。」

「他不会走。」临渊看着面板上那一点，「他要等人来。」

三面包而不攻，是卫铮的章程：每一条街口两个人，立着，不带兵器出鞘，从早立到晚。义学的柴门照开，孩子照出，出来一个，记一个名字，送回家去。

头一日送去的第一家，爹是个挑水的，看见两个禁军站在门口，腿先软了。卫铮的人没有进门，只把孩子往前一推，说了一句，孩子是从义学送回来的，往后别往那条街去了。挑水的跪下来磕头，磕到第二个，人家已经走了。

第一天走掉九个孩子，第二天走掉二十一个。

米在第二日断的。

阿杰的字层比米更快。城里一夜之间多出一种话：账房不是神，账房是个会算账的人；算错的人，是替没醒的人算的。

醒着却被划掉的，一笔一笔，都记在册上。这话不写在纸上，写在人嘴里，一句传一句，传到最后一句只剩六个字——薄不是天罚。

第三日，户部门口排起了队。

二十三个人，一个个自己走进来，报了姓名、住处、进京的日子。崔明远也在，排在第七个。他站在队里，脊背挺得很直，脸上没什么颜色，手里捏着一张纸，纸上什么都没有。

「这是做什么。」户部的书办问。

「交名字。」崔明远答，「先前记的不是我的名字，是账上的号。今天把名字交回来。」

书办接过那张白纸，翻过来看了看，纸上连个墨点都没有。他不知道该往哪本册子上记，捧着纸站了一会儿，最后跑进去请钱无庸。

钱无庸出来后，没看纸，先看人。他把二十三个人从头看到尾，然后回身吩咐：一人给一张纸，自己写，写完按下手印，进「补名册」。

第四日午后，义学的柴门开了。

其首没有跑。他坐在讲堂里，讲台上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压着一枚旧铜钱。卫铮的人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抬手把铜钱挪正。

「你们来得比我算的晚了一天。」他把书合上，「我猜，是米断了。」

他被带到殿上时，身上还是那件灰袍。阶下不跪，站着，两只手拢在袖子里，跟讲书时一个姿势。

临渊没有问罪。他先把面板翻过去。

那一行本该有数目。可这一行没有数目——一块空白，四边往里缩，缩到只剩针尖大的一点，钉在原处，怎么看都不动。读过千百人，头一回见着一个「不给人读」的人。

「你教孩子记账。」临渊开口，「账上记什么。」

「记进，记出，记还剩多少。」其首答，「账最要紧的不是数目，是让人知道自己还剩多少。」

「你替系统记了多少人的剩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