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兰一夜没怎么睡。

陈建民躺在旁边鼾声如雷，满身酒气，翻了个身胳膊压在她被子上，她往边上挪了挪，胸口被床单磨得一阵刺痛。白天被烫的地方起了两个小水泡，碰一下就疼。

她翻了个身，尽量不压到那块伤，从床头柜上摸到一管快用完的烫伤膏，拧开盖子挤了一点涂上。

这管烫伤膏是小宝上次在学校门口药店给她买的，五块钱一支，他说“妈你手上老烫伤，备着点”。

涂完药她没合眼。黑暗里陈建民的呼噜声一起一伏，她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那张寻人启事。

她摸过手机，打开相册，又看了一遍白天拍的那张照片。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眉头拧着，嘴唇抿着，眼睛里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没见过的东西。

1990年3月15日。清河县人民医院。右脚踝内侧，柳叶形胎记。

她闭上眼睛，想回忆小时候的事，什么都想不起来。

最早的记忆是五六岁的时候，养母李秀芝牵着她走在一条乡间土路上，路两边是金黄的稻田，养母的手粗糙得很，牵着她的手一直在抖。

她那时候不懂，现在回想起来，养母可能是在紧张。

养母从来不提她亲生父母的事。小时候问过几次，每次养母就沉默半天，然后说一句“别问了，我养你就是亲妈”，再往下就不说了。后来她大了，也不好意思再问了。

那时候她觉得养母是不想提伤心事，现在想想，养母沉默里藏的东西恐怕远比她以为的多。

嫁给陈建民那年她二十二岁。养母没怎么反对，只是结婚那天哭了一场，哭得很厉害，眼睛肿了两天。她当时以为养母是舍不得她出嫁。后来想想，养母哭的恐怕不只是舍不得。

婚后偶尔回去看养母，养母每次都高兴得不行，提前两三天就开始收拾屋子，给她煮鸡蛋、蒸腊肉。走的时候把兜里仅有的几百块也塞给她，她不收，养母就硬塞到她包里。

那些钱皱巴巴的，有的还沾着泥点子，是养母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但养母从来不让她带陈建民一起回去。她问过为什么，养母说“不方便”。什么不方便？她一直没想明白。现在想想，养母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

还是说养母看出了什么，不想让陈建民到乡下来？

养母在她六岁那年去世了。走得很突然，说是心脏的毛病。沈若兰对养母最后的记忆就是躺在一张窄床上，脸色蜡黄，拉着她的手说“兰儿，以后要好好过”。

六岁的她不懂“好好过”三个字有多沉，现在四十二了，她还没过好。

她翻了个身，烫伤的地方又疼了一下，从回忆里回过神来。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帘缝隙透进来一线灰白色的光。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六点起来做饭。灶台点上火，锅里的水还没开，她站在案板前切咸菜。刀走了神，差点切到食指，她赶紧缩回手，手指尖上留了一道白印。

王桂芬从客厅喊了一声——

“这咸菜切成这样怎么吃？你长没长眼睛？”

沈若兰“嗯”了一声，低头继续切，把咸菜切得更细了一些。

吃完早饭陈建民照例出了门，说是去建材店。他那个建材店开在城东一条老街上，门面不大，卖些水管电线水泥之类的东西。

沈若兰嫁进来二十年，去过那个店不超过五次，每次去陈建民都不太高兴，说“你来干什么，店里又不是没有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