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早班车从镇上发车是六点半。陈屿五点就出了村，一个人走了十二里路到镇口，在供销社门口那排石阶上坐着等天亮，怀里揣着两个报纸包，一个包着四十一条海马，一个包着十九条海龙，另外贴身放着那张盖红章的纸。

车上人挤人，过道里堆着筐和麻袋，一个半钟头的路他站着走完，右膝在颠簸里一下一下往上顶。到县城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街上有骑自行车的，有拉板车的，路边一溜早点摊子还冒着热气，蒸笼掀开的时候整条街都是白的。他按周明写的地址问了三回路，才在县城东边一栋两层小楼前站住。

传达室的老头听说是找收购科周明的，抬起眼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你是哪个单位的，介绍信带了没有。”

“我是盐屿村的社员，周同志昨天让我今天来找他，这个是他给我的。”陈屿把那张纸从窗口递了进去。

老头拿起纸看了一眼那个红章，态度立刻就变了，摘下老花镜冲楼上喊了一嗓子：“老周！有人找！”

周明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头，屋里摆着两张桌子，一张空着，另一张堆着半尺高的纸。墙上钉着一幅大的宁德地区海图，图上密密麻麻插着彩色的小旗，红的黄的蓝的，每一面旗底下都用铅笔写着小字。周明正伏在桌上写东西，看见陈屿进来，把笔一放，先拉开抽屉拿出个搪瓷缸子，倒了半缸开水推过来。

“坐。今天走了多少路。”

“十二里到镇上，后头是坐车过来的。”

“早班车。”周明点点头，“那你四点多就得起。东西带来了没有。”

陈屿把两个报纸包放到桌上，一层一层打开。

四十一条干海马排开在报纸上，个头有大有小，最大的一条快到一拃长，背上的刺根根完整；旁边一包是海龙，一条一条平摊着，比海马直，比海马长，尾巴细得像根线。

周明的手在那条最大的海马上头停了一下，没去拿。他先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回来才把它捏起来，对着窗口的光从头看到尾。

“晒得好。”他说，“没上过盐，也没烤过，颜色是自己出来的。你怎么晒的。”

“阴干的。”陈屿说，“摊在通风的地方走水，走到七成再收进屋，搁在竹匾上，底下垫纸，一天翻两回。海马这东西见不得太阳，日头一晒身子就发脆，一碰就断，断了刺的价钱要少一半。海龙比它还娇，得平着摊，不能挂，挂着晒十条断七条。”

“这话是谁教你的。”

“没人教。”陈屿把手放在膝盖上，“我小时候在滩上见得多，看老人怎么弄，就记住了。”

这句话说得很平，平得没有一点起伏。周明看了他一会儿，把海马放回报纸上，绕回自己桌后坐下，从抽屉里抽出一个本子摊开。

“陈屿，我昨天回去查了一下。”他翻到中间一页，“盐屿村今年到六月，一共往公社收购站交了三千二百斤海货，全是黄瓜鱼、带鱼、虾皮、紫菜这四样。一斤海马没有，一斤海龙没有，一斤海参没有，一斤笔架也没有。你们村是不长这些东西，还是长了没人往上交。”

“笔架我们村滩上就有，成片。”

“我知道。”周明抬起眼，“乱石滩那一片，对不对。”

“对。乱石滩背阴的石头缝里整片都是，从滩头一直连到滩尾那道矮堤。”

“有多少。”

陈屿把那天蹲在礁石上估过的数又默算了一遍。

“光眼睛看得见的，上千斤。涨潮淹在水线底下那一截还没算，那一截我伸手探过，底下还压着一层，得拿凿子才凿得下来。”

周明拿笔在本子上敲了两下，起身走到墙上那幅海图跟前，抬手在闽东这一段海岸线上点了点，点完手指没收回去。

“我们公司今年接了一个出口任务。”他说，“干笔架，日本人要。上头给宁德地区下的指标是两吨。从年初到今天，全地区一共收上来不到四百斤。你猜是为什么。”

“没人认得。”

“不全是。”周明摇头，“认得的老人有，可老人不下海了。下海的年轻人只认收购站那四样，收购站没这一栏，他们看见了也只当是石头疙瘩，一脚踢开。一样东西不写进收购目录，它就等于不存在，长在那儿也等于没长。”

他回到桌边，两只手撑着桌沿，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陈屿，我给你交个底。海马四十一条，一条一块二；海龙整条的十六条，一条一块八。断了尾那三条我不能收，收了就是坏我们公司的规矩，你自己留着。两样加起来七十八块，这钱今天就能给你，下楼去财务就能领。可这不是我找你来的原因。”

“那是什么。”

“我要在盐屿村设一个代收点。”周明说，“不通过公社收购站，公司直接派人下去收，收笔架、海马、海龙、海参这些收购站不收的东西，收上来我们出口，或者往省里调。这个事我打了三个月报告，上个月才批下来。批下来那天我高兴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发现一个问题。”

“找不到人。”

“对，找不到人。”周明点了点头，“代收点得有个人守着。这个人得认得货，得会分等级，还得在村里说得上话，能让人心甘情愿把东西送到他手上。这三样凑齐一个人身上，我在盐屿村找了两个多月，一个都没找着。海生我问过，他认得货，闭着眼睛摸都摸得出来，可他不识字，记不了账；识字的那几个，一辈子没下过滩，分不清笔架和藤壶。”

陈屿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温了。

前世他二十六岁才第一次进这栋楼的门，是替人送一趟货，在楼下传达室的长条凳上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天黑，最后东西是从窗口递进去的，人始终没上来过。

“周同志，我今年十八。”

“我知道你十八，你昨天说过。”周明说，“我要的不是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