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箱子的登记纸不在里面，说明有人专门抽走了它。”

李承德的话落下来，会议室里安静了好几秒。

赵公安把证物重新封好，让人送回库房。沈岁岁扶着李秀娥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一辆黑色吉普车停在台阶下面，车里下来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

男人快步走到赵公安面前。“赵队，有人到局里来报案，说自己是当年车站的搬运工，亲眼看见李家把孩子交给了秦万山。”

赵公安的脚步停住了。

“什么时候来的？”

“半小时前。值班的小刘让他在接待室等着。”

沈岁岁转头看了赵公安一眼。赵公安没有说话，转身往回走。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脸上皱纹很深，手指黄黄的，一看就是常年抽烟的人。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领口扣子少了一颗。

赵公安推门进去，沈岁岁跟在后面，站到靠墙的位置。沈建国留在走廊里，没有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赵公安坐下来，翻开笔录本。

“刘长根。”男人搓了搓手，“我以前在车站货运组干搬运，后来身体不好就不干了。”

“你说你看见过有人在车站交接孩子？”

刘长根点头，眼神往左飘了一下。“七十年代中期，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有一天下午，我在月台上搬货，看见一个南方口音的男人把一个小女孩交给了秦万山。那个男人穿着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只皮箱。”

赵公安没有抬头，笔在纸上划着。“你在哪个月台看见的？”

“东边的月台。就是靠货物通道那个。”

“当时你站在什么位置？”

“月台中间，靠近遮雨棚下面。”

赵公安写完这一行，放下笔，看着刘长根。

“刘长根同志，你在车站货运组干了几年？”

“六年多。七三年进去的，七九年走的。”

赵公安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这是车站货运组的旧人事档案。你的搬运证签发日期是一九七六年三月。”

刘长根愣了一下。“对，七六年。”

“李秀娥失踪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赵公安的语气没有起伏，“你领搬运证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两年了。你怎么看见的？”

刘长根的嘴张了张。“可能是我记错了——”

“你刚才说你七三年进的货运组，现在又说七六年。到底哪个是真的？”

刘长根的手指开始抖。“年头太久了，我记混了。”

沈岁岁从靠墙的位置往前迈了一步。

“刘叔叔，你说你在东边月台看见有人交接孩子。”

刘长根转头看她。

“东边的月台是什么时候修的，你知道吗？”

刘长根摇头。“我去的时候就有了。”

沈岁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是她之前让李秀兰帮忙从县志办抄来的车站改建记录。

“县城车站东月台是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工修建的，一九七六年春天投入使用。你说你一九七四年在东月台上搬货，那时候东月台还是一片土坡。”

刘长根的脸色一下子灰了。

赵公安把车站改建记录接过来，看了一遍，压在笔录本旁边。

“刘长根，你描述的月台当时不存在。你再想想，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刘长根低下头，两只手死死握在一起。

“我……我是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

“一个人找到我，给了我两百块钱，让我到公安局来说这些话。”

赵公安的眼神沉了下去。“什么人？”

“我不认识。中间有个人传的话，让我到了就照着一张纸念。”刘长根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手抖得厉害，“话都写在上面了。”

赵公安戴上手套，接过那张纸展开。纸上用圆珠笔写着一段话，内容和刘长根刚才说的几乎一字不差。

“传话的人长什么样？”

“四十来岁，瘦高个，戴帽子。在县城南门外的小饭馆找的我，把钱和纸一起塞给我的。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说就因为我以前在车站干过，说出来别人才信。”

赵公安把纸装进证物袋。“两百块钱呢？”

刘长根从内兜里摸出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桌上。

赵公安清点了一遍，正好两百。

“刘长根，你做伪证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念你主动交代，暂时不采取强制措施，但你不能离开县城，随时配合调查。”

刘长根连连点头，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

赵公安让值班民警带他去做正式笔录。

接待室里只剩下赵公安和沈岁岁。

沈岁岁盯着那张纸的证物袋看了一会儿。

“赵叔叔，有人花两百块钱买一个假证人，目的是把拐卖的责任推到李家自己头上。”

赵公安靠在椅背上。“他们想让调查方向反过来——不是有人拐走了孩子，而是李家主动送走了孩子。”

“这说明真正交接孩子的人手里有证据。”沈岁岁的声音压低了，“如果孩子真是李家送走的，他们根本不需要买假证人。越是急着编故事，越说明真相对他们不利。”

赵公安站起来，把证物袋收进公文包。

走廊里，沈建国迎上来。“怎么样？”

沈岁岁没有直接回答，转头看着赵公安。

赵公安拉开公安局大门，日光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白亮的边。

“他们让我说是李家送走孩子，”沈岁岁重复了刘长根最后说的一句话，声音很轻，“可真正交接孩子的人有一张盖章的登记纸。”

她停了一步。

“那张纸能证明孩子是被谁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