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被人抽走了。”

沈建国听见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再追问。

李秀娥攥紧丈夫的手，一路沉默着走出货物通道。

当天下午，赵公安拍了一组木箱和糖纸的照片，连同交接单的复印件一起发往李承德下榻的省城宾馆。电话是沈岁岁打的，她只说了一句：“外公，有东西需要您亲自来看。”

李承德第二天一早就到了。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但眼圈发青，显然一夜没睡好。跟在他身后的是李秀兰，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

赵公安把证物袋摆在公安局会议室的桌子上。房间里只开了一盏顶灯，窗帘拉着，光线聚在桌面。

“李老先生，这是昨天从车站旧仓房提取的物证。请您辨认。”

李承德没有急着伸手。他先站在桌边，目光从左到右扫过证物袋，呼吸比平时重了一些。

“先看糖纸。”他说。

赵公安用镊子把糖纸从证物袋里取出来，平放在白纸上。

李承德弯下腰，脸几乎贴到桌面。他盯着糖纸上那朵模糊的小花，足足看了半分钟。

“是金桔花。”他的声音沙哑了一下，“这种糖纸是我们当年合作的南方糖果厂印的。厂子在潮州，专门做硬糖。我们商行每次发货，都会在箱子里放几包这种糖，算是给客户的赠品。”

李秀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旧照片递过来。照片上是一排糖果礼盒，盒子上的标签隐约可见“金桔”两个字。

“爸当年留了一张库存照片。糖纸花纹和这张一致。”

赵公安把照片和糖纸并排放在一起，拍了一张对比照。

“李老先生，再看木箱。”

赵公安让人把封存的第三只木箱搬进来，揭开封条。

李承德走到木箱前，伸出手摸了摸箱壁。他的手指在侧面那个圆形压印上停了很久。

“这是我们商行旧分号的徽章。”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七十年代初，我在内地还有三个分号，每个分号发出去的货箱上都盖这个章。后来分号关了，这种箱子也就没人用了。”

沈岁岁站在角落里，手里捏着记录本。“外公，这种箱子一共做了多少只？”

“第一批做了一百二十只，第二批做了八十只。都是樟木的，铜皮护角，我亲自定的规格。”李承德直起身，“这只箱子的护角磨损很重，应该是早期那批。”

赵公安翻开笔录本。“李老先生，交接单上写了‘秀娥’两个字，没有姓氏。您当年给女儿登记的乳名是什么？”

李承德沉默了两秒。

“秀娥。”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说大声了会碎掉。

“我太太给她起的乳名就是秀娥。大名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孩子就不见了。”

李秀娥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沈建国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肩上。

“爸。”李秀娥开口了，嗓子有点哑，“当年除了家里人，还有谁知道这个乳名？”

李承德闭了一下眼睛。“你妈、你姨、还有商行的老账房。外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听过。”

赵公安笔尖一顿。“谁？”

“秦万山。”李承德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眉心拧成一个结，“他替商行处理过一次货物纠纷，在仓库待了三天。那三天你妈带着你去仓库送饭，叫的就是乳名。”

沈岁岁在记录本上快速写了一行字，然后把交接单的复印件、之前找到的红纽扣照片和匿名信的照片排成一排。

“赵叔叔，你看。交接单上的备注栏提到‘随货寄存’，说明这只箱子是混在商行正常货物里运过来的。红纽扣是从秦万山旧院子里找到的。匿名信的信封用的是商行旧信纸。”

她的手指沿着三件物证划了一条线。

“三样东西，全部经过同一条运输路线——从南方分号出发，沿铁路到县城车站，最终落到秦万山手里。”

赵公安盯着桌面看了几秒。“你的意思是，当年有人利用商行的货运渠道，把孩子从南方运到了北方？”

“货运渠道运的是箱子，孩子跟着箱子一起到的车站。”沈岁岁的声音很平，“抱走妈妈的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在车站接的货。”

李秀娥突然站起来。

所有人都看向她。

“赵公安，我以受害人身份申请并案。”她的目光没有闪避，“拐卖案、伪造合同案、秦万山旧院线索，全部合并调查。”

赵公安合上笔录本，点了一下头。

李承德走到木箱前，伸手按住箱盖，指尖微微发抖。

“我能确认这就是我女儿的箱子。”

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沉了下去。

“但箱子里少了一张最重要的登记纸。”

沈岁岁抬头。“什么登记纸？”

“当年每只出库的货箱里都会放一张登记纸，写明内容物、发货人和接收人。”李承德转过身，看着赵公安，“这只箱子的登记纸不在里面，说明有人专门抽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