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通鬼在袋子里待了三天三夜，一句话都没说。
饿死鬼憋不住了，在袋子里喊它：“喂，白衣服的，你倒是说句话啊，你不说话我们怎么知道你憋不憋得慌？”
神通鬼没有回答。
阿莲小声说：“可能它不想说话。”
“它不想说话？”饿死鬼的声音拔高了几度，“它是神通鬼！靠嘴吃饭的！它不想说话跟我不想吃饭有什么区别？”
“你本来也吃不了饭。”络新妇冷冷地补了一句。
饿死鬼噎住了。袋子里传来阿莲轻轻的笑声，连溺鬼都跟着闷闷地“嗯”了一声。
但神通鬼依然沉默。
我开着车，从福建往北走，下一个目标在江西。狐鬼蜷在副驾驶座上，尾巴盖着脸，像是睡着了，但它的耳朵一直竖着，朝着后座的方向。它在听。
我偶尔透过后视镜看一眼后座上那些收鬼袋。七个袋子，七个颜色，七种不同的沉默。饿死鬼的沉默是假装安静的，随时会炸；阿莲的沉默是湿的，像下过雨的河面；缢鬼的沉默是红的，绷着一根弦；老赵的沉默是灰色的，像老屋墙角的灰尘；溺鬼的沉默是绿色的，沉在水底，听不到声响；络新妇的沉默是冷的，带着蜘蛛丝的韧劲。
而神通鬼的沉默是空的。
什么颜色都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像一个明明坐满了人、却没有一个活物的房间。
第三天的夜里，我停在一个服务区，买了碗泡面，蹲在车旁边吃。夜风很大，吹得泡面的热气歪歪扭扭地往天上飘。饿死鬼从袋子里探出头来闻了闻，又缩回去了，大概是闻够了红烧牛肉面的味儿。
我吃完面，正准备上车，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神通鬼吗？”
那个声音不大，是从后座传来的。不是饿死鬼那种闷在袋子里的声音，是清清楚楚的、像是有人站在你面前说话的声音。我转过头去。神通鬼的袋子安安静静地躺在后座上，袋口紧闭，符文不发。
“你不是不想说话吗？”我说。
“我是在想，”神通鬼的声音从袋子里透出来，不紧不慢的，“从哪里开始说。”
夜风大了些。服务区的灯光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靠在车门上，点了一根烟，没催它。
“我活着的时候，不叫神通鬼。我叫陈望。”
神通鬼的声音像一条河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过来。
陈望，光绪年间生人，福建人，秀才。
他不信鬼神，不信天命，不信因果报应。他信一样东西——人嘴。不是因为人的嘴巴能说会道，是因为人的嘴巴有一项被所有人都忽视了的本事——人的嘴，能把不是真的东西，说成真的。一个谎说一百遍，信的人就多了。信的人多了，谎就不再是谎了，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了，那就是真的。
“我二十二岁那年，乡里闹旱灾。地里的庄稼全枯了，村里人饿得啃树皮、嚼草根。县里拨了赈灾粮，被乡绅们扣了，一粒米都没到百姓手里。我去找乡绅理论，被家丁打了出来。我去县衙告状，被知县以‘诬告乡绅’的罪名打了二十板子，扔出了县衙。”
它的声音依然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躺在县衙门口的石板地上，屁股上的血把裤子都浸透了。那天晚上下着雨，雨水打在脸上，凉凉的。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真话没人听，假话万人传。”
它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村子。从那天晚上起，陈望开始编故事。第一个故事很简单——他说他在县衙门口躺着的时候，天上下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摸着他的头说：“陈望，你命里有仙缘，你若肯修行，三年必成大道。”
没有人信。
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人信。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讲了七天七夜。
第八天，有人信了。一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问：“大仙，你帮我看看，我儿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好？”
陈望看着老太太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三天。”
他根本不知道老太太的儿子得了什么病。但他知道人缺的往往不是药，是一个希望。
三天后，老太太的儿子真的好了——不是陈望治好的，是他自己扛过去的。但老太太信了。她在村里逢人就说：“陈望真的是大仙，他把我儿子治好了。”
从那天起，陈望的名声就传开了。“陈大仙”三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十里八乡。
他不再只是一个秀才。他是一个能“通神”的人。
“我帮人算命，帮人看风水，帮人驱邪避祸。”神通鬼的声音依然平静，“我知道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假的。算命是假的——我说的话模棱两可，怎么解释都对。看风水是假的——我不过是懂一点地理，知道哪块地潮湿、哪块地干燥。驱邪更是假的——我连鬼都没见过。”
我掐灭了烟头，看着他。
“但来的人信了。”
来的人越来越多，从十里八乡到百里千里。有富人出重金请他看风水，有官员请他算命，有走投无路的百姓求他救命。他收钱，收得心安理得。因为他觉得自己给了他们一样东西，而那样东西是那些乡绅、那些官员、那些所谓的“正道人士”给不了的——希望。哪怕是假的希望。
“后来呢？”
“后来我被抓了。”
陈望的名声传到了省城。省城的警察厅长正在办一个县官贪墨的案子，苦于找不到证据。他听说了陈望的名头，把陈望请到家中，好吃好喝招待了三天，然后问：“陈大仙，你帮我看看，那个县官的罪证藏在哪里？”
陈望看着厅长那张堆满笑容的脸，心里明白——厅长不是信他，是利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