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时真的很奇妙，有很多你当初认为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在经历过岁月的变迁之后，也许就能悄悄的变成了现实。2010年，上海铁路工程总公司蚌埠公司在合肥设立了分公司，当时，我负责分公司三个项目部的治安工作。有一次，我跟我门所长去拜访当时合肥站派出所的所长老邓，我门所长跟老邓说：“这是我们所的小马，年轻同志，好学上进。”老邓说：“不错呀，我们所就缺这样的人才呀”。我们所长开玩笑说：“那以后让小马调过来，他家正好是合肥的”。听着他们开玩笑，我心里却完全没有当真。以为我知道，这太难了。我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当时，我环顾四周，看到很多民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明信片，寄信单位都是省级单位的。心里是非常的羡慕。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在8年后，我竟然真的调到了这个单位。

2008年10月份，在合肥处成立不久，我从铁路乘警队调到了合肥站派出所。在调来之前，处里也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合肥西和合肥两个地方让我自己选择。我考虑了一番，一个是没想到合肥站的工作是那么辛苦，另一个是想到以后到蚌埠去看儿子方便，我便选择了合肥站。刚到所里不久，我还是有一定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因为，那时候能调到合肥站派出所并不容易，有同事说，比调到机关还难。那种说法，肯定是夸张了，因为我曾经也要求到机关，根本就去不了。但当时，很多沿线的小所，以及乘警队的同志是很想到这个所的。我是被分到客运执勤队，客运总共四个警队，我被分到老张的手下。当时，四个队长，老张，老董，老程，还有老王。客运执勤队跟着火车站客运职工的执勤模式，四班倒。站台，候车室，售票厅分别都是两个人。站台的负责接车，候车室的，负责查堵，售票厅的负责维持票厅的秩序。我被老张安排在候车室查堵。当时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在候车室的进站口里面，摆上好几台电脑，由保安进行操作，民警在旁边引导，对旅客的身份证进行比对。主要是为了查缉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当时处里对这一块的奖励考核也很重，所以各个所队把这个工作当做头等任务来抓。每个夜班也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但大家都这么干，队长还带头干，我们自然也毫无怨言。

大概是一两个月后，合肥到武汉的动车即将开通，要持续进行拉通实验，我们所负责合肥西到六安站之间的线路警卫。所里抽了一部分同志，每天专门到线路上搞拉通警卫任务，我也被抽了过去。当时，是教导员老李负责这个事，他带我们这个组是负责合肥西到长安集的这一段。老李这个人，非常正直，每次都是以身作则，他站岗的那一段线路跟我相邻，但比我远，每次我跟他说，教导员，我俩调下位置吧，都被他拒绝了。我当时刚到合肥，租的房子是位于潜山路和长江路口，原合肥粮食学校一个老师的宿舍，每天，教导员他们在所里集合，开着所里老民警张永本的私家车，从北二环，到潜山路，接上已经在路边等待的我，然后一起向合肥西站方向开去。那时所里车辆紧张，就等于临时租用了张永本的私家车，司机也是老张。老张的车是一个七座的商务车，车牌号有好几个“9”，但老张开车特别慢，过于谨慎，生怕闯了红灯。每次到路口，前面是绿灯，他也不敢开过去，等到绿灯变成红灯，再变成绿灯，他才放心大胆地开。当时一车的人大部分都不会开车，却喜欢瞎指挥，老张本来就是路盲，再被这些不懂的人胡乱指挥，常常就跑错了路线。因为我们这一组，教导员老李正好在，所里的内勤老倪也正好在，所以，每天吃的都是挺好的。老李在这一块也爽快，不是那种抠门小气的领导。相反，内勤老倪却喜欢斤斤计较，常常被大家笑骂。老李还利用自己的关系，让一个中央级媒体驻皖单位安排我们吃饭，组里的另一个同事不甘落后，也让他的朋友在大蜀山雪霁山庄安排了我们一次。总之，我们被抽出来搞拉通实验警卫是比较愉快和灵活的，比在所里面客运上班要轻松不少。

拉通试验结束，合武线正式通车。我又回到警队上班。这次，被老张安排到了售票厅，和老王一个岗位。那时候，合肥站还没改造，售票厅在合肥站候车大厅的西边，在售票厅外面走廊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警务室，那就是我和老王，以及众多岗位在票厅的同事的工作场所。老王是个倔老头，天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在座位上眯一会。然后就出去转转。我就跟老王说：“王哥，我俩轮流休息不好吗，你上半夜，我下半夜或者倒过来，我们轮流到二楼的休息室去休息”。老王倔的很，说，不干，你要休息你去。但我真要休息超过时间了，老王又会觉得不满。当时，在火车站候车室二楼一个空置的房间里，民警和车站值班人员搞了一些破沙发，两张沙发连起来，中间再加一块木板，就能当做简易的床了。但没有一个人能休息一个完整的夜的。当时，火车站最大的问题，就是闲杂人员太多，每天晚上，黑头车司机，摩的司机，卖茶叶蛋卖烤红薯的，以及小旅馆接拉客的，都多的不得了，叫喊声此起彼伏。铁路警察疲于应付。通常看到了就撵，偶尔抓到了就处罚。因为罚款的提成还可以，有的民警就专门去抓这些人进行处罚。有个别接拉客人员被我们同事撵的摔断手的都有。到了春运，为了保持治安面好看，公安处机关每天都下来几十个人到合肥站进行增援。每天，所里的对讲机都喊个不停，一会这个领导下来检查了，一会又那个领导下来检查了。然后让大家“动起来，动起来”。这种习惯，也沿袭了很多年，每到春运，或者其他节假日以及会议安保期间，上级各种检查组，暗访组，所里要不停的应付，民警普遍感觉压力很大。

我在工程所的时候，羡慕乘警队，但到了乘警队，还是觉得工程所舒服。我在乘警队的时候，羡慕合肥站，但到了合肥站，觉得合肥站的工作比乘警队还辛苦。我到合肥所之前，已被乘警队任命为警长，以我还算灵活的头脑和工作方式，加上阜阳到宁波的火车已改成空调车。应该说，留在乘警队应该更舒服一些，自由一些。但人生没有回头路。我在的这个位置，说不定还有很多人羡慕呢。在合肥站开始的几年，我们外出增援的机会也不少。一种是警卫任务，那时候，每年都要好几次跟着教导员老李外出去搞警卫任务。滁州，铜陵，芜湖，都去过。帮了我忙的孙也在现场，还主持了会议。老爷子一次说，孙后来还特意给他写信了，说我的事情办好了。我后来一直关注孙，他是一个非常豁达开明，能力也很强的官员，正直而又富有同情心。另一种外出增援，有三次。第一次是到宁波站帮助春运。那时候，春节前的宁波火车站真是人山人海，大都是要急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但都是一票难求，所以黄牛也猖獗。我们每天在宁波站维持秩序，顺便也防范和打击黄牛。当时处里的带队领导是石主任。老石人非常好，不仅没让我们感觉工作辛苦，还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特别周到。他让我们住宿的私人宾馆的老板天天给我们做海鲜，黄酒也敞开也是我们任务的副组长。他工作认真，但也喜欢旅游，那次在宁波，乘着休息一天，他特意带着我们几个到老蒋的老家奉化溪口去玩了一次。第二次任务，是到台州。当时，甬台温铁路刚刚通车，台州所刚刚成立，办公地点都没有，处里安排我们所三个同志去帮忙。那次，是我，老赵让我们喝，并且每个礼拜安排大家聚餐一次。那一次任务我还认识了跟我身份证上年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祝，老祝是广德所副所长，同时，和老林。我们三个白天在台州站执勤，晚上就被送到黄岩市的一个私人旅馆休息。我这个人性格活跃，记得有一天还拉着老赵，老林，和旅馆的老板娘喝了一次酒。不过真正让我喝多的，也是在台州。离开台州的头天晚上，当地铁路公安同事请我们吃饭，那晚上我喝多了，回来后在车上吐的一塌糊涂。然后第二天，腰不知怎么了，疼的要命，根本直不起来。我是一路上弯着腰，坐着火车返回合肥的。在台州的时候，我利用休息的时间，到温州去了一趟，然后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美丽的温州江心屿》，这篇文章后来被处里推荐到公安局政工网，再后来，竟然被编进书里。编书这个事情，是我后来在上海搞进博会安保，听处里的老吴说的。

2010年8月，上海世博会开幕，举世瞩目。铁路公安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安全保障。上海局各个所队轮流抽人支援上海。我是第二批，时间一个半月，带队的又是石主任。我们当时负责上海站。每天，我们分成N组，在上海站进站口，拿着手持安检仪，对进站的旅客进行安检，一个小时一换。现在，这些活，都是火车站安检队，外聘的小女孩们干的，但那时候，在上海站，就是我们干。我和搭档小孙还发明了手持安检仪扫描的不少招式，什么海底捞月，什么横扫千军，当然，这些都是开开玩笑的，其实，每天压力还是不小，万一，有旅客身上携带违禁品，我们没扫出来，又被检查组发现了，那是要被处理的。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癌症病重，我请假了四五次回合肥。老石真是个好领导，每次他都同意了。我在上海，也利用机会，到世博园玩了四五次。因为，那时候，公安局每天都有车到世博园去，方便。我和处办公室的老杨一起，进了好几个别人很难进的馆，比如日本馆。一般的馆，我们掏出警官证，说也是做世博会安保工作的，门口的保安都会让我们从旁边的侧门进去。但有两个馆不行，一个是严谨的德国馆，还有一个是沙特馆，德国馆的门是德国人自己看，沙特馆也是穿着白袍子的阿拉伯人看门。世博园的馆太多了，我虽然去了四五次，也可能只看了百分之一都没有。所以现在觉得也真是浪费。大多数人都只是看了一次，走马观花，能看到什么呢？那么多文化，那么多宝贝，都不能目睹万分之一。在上海世博会，我真是开了不少眼界，看到了各种文化，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还有360度旋转的舞台。我的一些理念也得到了更新。花费如此巨资的世博园，我认为应该保留十年，二十年。比再去花钱建什么迪士尼乐园要好的多。好几年后的夏天，我作为局宣传标兵和三等功获得者，被处里安排到上海游玩三天。那三天虽然吃住都非常好，但我觉得，除了坐船夜游黄浦江比较惊艳外，其他的项目还都远远不如世博园。

在乘警队的时候，我在宣传报道这一块做的比较有名。可到合肥站，我觉得这一块没什么用，那时候的心思主要放在罚款方面。可后来，在一个领导的点拨下，我这一块又开始搞了起来。因为宣传报道在考核的时候能够加分，所以我在考核的时候通常都很占优势的。而奖金又是根据考核分数发的，所以，我的奖金一般在队里都是排在前列。整体考核分数，在所里也是靠前的。我搞新闻这一块是驾轻就熟的，加上火车站又是小社会，各种警情求助都有，所以，各个媒体的记者知道后，都来找我。我那时候算是一个小名人，不仅经常上报纸，电视台也来找做节目。可后来，我也厌烦了，找我的人太多，有点不胜其烦。我就考虑，专门跟一家媒体做，做一个栏目，既能宣传铁路公安，又有我自己的特色。我把这个想法跟本地晚报的小郑记者说了，他马上回去跟他们领导韦主任汇报，韦主任再向报社领导汇报。报社领导开明的很，第二天就同意了。他们根据我的提议，设计了一个警察头像的图标，栏目的名称也采用我建议的“马警官说新闻”，第三天，这个栏目就开张了。“马警官说新闻”栏目一直在这家本地报纸上搞了有两三年，最火的时候，一个星期能上五次，每次都是头版。我摒弃了那种自吹自擂，自我脸上贴金，令人生厌的单位宣传模式，而是通过一个个求助和警情的处理来表现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的工作，于无声处见真情，于细微处见精神。我也创造了一种由求助引发故事的新闻模式，从每一个求助和警情的背后，来挖掘其背后曲折的经历和情节，创造了故事性新闻，或者新闻式故事。而且，大部分新闻，我都亲自操刀，做好了以后，直接发给报社。我最得意的一篇报道《一张票，能载得动几多愁》，发给报社后，从标题到内容，报社几乎没改动一个字。写的是一个叫老陈的落魄的中年人，带着三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就买了一张票，要乘坐火车，到黄山去找老婆的事情。我还在每篇新闻的最后，加上“马警官点评”，通过点评来深化新闻和故事，以及启发社会。大概一两年之后，报社的韦主任跟我说，这个栏目被省里领导表扬了。省里宣传部门开会，还专门点到了这个栏目。他发给我的一份文件上，省里领导阅评上写“马警官点评，让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