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星光，浴着晨露......

乘警，其实，就是这样的警察。工作的时候，以列车为家，从乡村到城市，穿行在祖国的大地上。以前有句歇后语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那应该是指站警。而火车上的警察，也就是乘警，是只管车不管地的。但也正是因为乘警的存在，旅客列车这个小社会的治安才能得到保证。我从工程公安到乘警的转折点是在2004年。

2004年6月份，我的法律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终于拿到了，真的很不容易啊。历经七年，先考了专科，后回安徽后又继续考本科，BB市的各个中学考点也留下了我奋笔疾书的身影。其中，光大学英语，我就报了四次。第一次，第二次报了后没敢考，第三次考了没过，第四次终于勉强过关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惜，我后来没有继续努力，去考法考，可能是因为三个原因，一个是乘警工作比较辛苦；第二个，刚刚生了孩子，很忙很累；第三个原因是我认识的一个玉律师。玉律师是BB市最早的一批律师，我跟他很熟，是在安大参加论文答辩时认识的。但我一直感觉他做的很一般，收入水平不高，所以，让我对参加法考没有太大的动力。

2004年6月份，我们上海铁路工程总公司公安段的24位工程公安全部改制，划归上海铁路公安局各个公安处。我们蚌埠一公司派出所7个人，所长和老齐到了看守所，我们其他5个，一刀切，被分到蚌埠铁路公安处乘警大队。没到乘警队的时候，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正规，可真的到了乘警队，却感觉真的比原来的工作辛苦多了。我们原来都算是机关的人，从来没有夜班，偶尔在所里值个班，也是看电视睡觉。可是到了乘警队，值夜班就是家常便饭了。我们五个人先是在乘警队参加岗前培训，培训结束后开始分配。我分到了成都队，值乘合肥到成都的K1413次列车。另外四个同事分到了广州队，值乘阜阳到宁波的绿皮车。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上车，而是由大队安排，跟着老李去打刑。打刑，其实就是打击刑事犯罪，对于铁路公安来说，就是反扒。因为那个年代，活动在火车站区域，以及列车上的小偷很多，很猖獗，铁路公安机关要不定期的进行打击。我和老李先是到阜阳，没有收获，后来又到苏州那边。打刑一般都是在晚上，我和老李穿着便衣，有时在站台上，有时在火车上，看到可疑的人，就悄悄的跟随，一旦确定是扒窃分子并且正在作案，我们就可以进行抓捕。但是，疑似扒窃的多，在我们面前下手的少。搞了两三天，困的要死。最后一次是在苏州站一号站台，当时是夜里12点左右，上海到淮北的列车刚刚进站，一些旅客开始上车。老李和我分别盯住两个车厢的车门，我在靠近一号站台地道口的那个车厢，老李则紧紧跟着旅客跑到站台靠东的一个车厢去了。突然，我听到老李那边传来“抓小偷”叫喊声，扭头一看，只见一个约一米八左右的年轻人快速的向地道口跑了过来。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小偷，要截住他。但我当时靠近车厢门，地道口边上却有高约1.5米左右的栏杆，虽然我很果断，把手中的包一扔，就准备去翻这个栏杆，截住小偷。但翻了几次，都没翻过去。小偷嗖的一下冲进了地下通道，我翻过去后，在后面追。地下通道的灯光很亮，这时我发现小偷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因为我体力不支，小偷跑的太快，一眨眼就从地道里消失了。这时，老李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问“小偷呢”，我说小偷跑了。老李说，“怎么我肚皮上有点疼”，我低头一看，他的T恤靠近肚皮的位置上已经渗出了血。老李把T恤掀开，肚皮上有一道血口子。我说，肯定是被刚才的小偷捅的，要抓紧去医院。我扶着老李回到站台上，因为动静大，乘警和苏州火车站的站警都过来了。大家决定，马上把老李送到离苏州火车站最近的三院救治。老李挺幸运，肚皮也只是被划破了，并不是被捅。但是这个伤口离股动脉只有一公分，幸好没划到股动脉，不然，在短时间内不能送到医院止血的话，也有生命危险。但当天晚上，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乘警队，公安处，上海铁路公安局，都打电话来问我老李的受伤的情况。苏州三院对老李的伤口进行了缝合，然后让老李和我急诊室里休息。第二天一早，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带着上海铁路医院的院长以及刑侦处处长等一帮人赶了过来，估计大家都认为老李的伤情很重。在他们到来之前，我特意找到护士，让护士帮老李吊点水，哪怕是氨基酸葡萄糖之类的也行。我毕竟在机关呆了那么多年，比老李他们一线民警有经验。刚刚给老李安排吊上水，又把老李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帮其盖上被子，局长一帮人就走了进来。我简单的汇报了下当时情况，局长就问老李严重不严重，可要跟着他到上海去治疗。老李说不需要，回蚌埠治疗就行了。中午，蚌埠处主管刑侦的副处长带着一帮人也赶过来了，把老李和我接回了蚌埠。剩下的一个月，我挺舒服的，被队里安排照顾老李。老李因为受伤不重，他的爱人天天也到医院去。所以，基本上，我上午去一次，老李就让我骑着摩托车回家了。但舒服是舒服，我的打刑生涯算是结束了。我后来想，干公安有时真的很容易成为英雄，有很多突发事件让你来不及反应可能就牺牲了。比如，当时，老李如果被捅了一刀，或者划破了股动脉，他就可能牺牲了。而我，如果第一时间翻过栏杆，拦在小偷面前，我又没看到他手里有刀，我又没有武器，小偷为了逃跑，说不定就把我给捅死了。我在南昌警校隔壁班的两个同学，都是在查处嫌疑人的时候，被刀捅伤，光荣牺牲的。我后来跟老李总结说，下一次，一个要带武器，第二个抓的时候一定要亮明身份。因为小偷也知道，伤害警察的罪重，如果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下手肯定会有所顾忌的。不过我讲的也不一定对，对于亡命徒来说，知道你是警察后，反而会玩命抵抗。

老李逐渐康复后，我被正式下到警组，值乘合肥到成都的旅客列车。这是乘警队值乘的管线最长的一趟列车，单趟要30多个小时，沿线停靠34个站，经过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和四川。最开始警长是老邢，和我配班的一开始是老刘。老邢心眼子多，对车班态度较为软弱。老刘是个性格憨厚的人，原来从铁四局过来的。可惜，老刘在我四年后离开乘警队后，竟然因为工作辛苦，突发脑梗去世了。后来和我配班的变成了我们警校的师兄老税。老税原来上过大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退学了，他又上的警校。比我高一届。我后来写的小说《人生如何再相逢》，其实就是以老税的情况作为原型的。但我小说中的张为民风流倜傥，老税则是一个带着厚厚眼镜，做事中规中矩的一个老实人。我的第一次干乘警，没什么经验。在巡视车厢的时候，喜欢盯着那些文身的人询问。当时，这趟列车上，四川农民工比较多，很多农民工都在身上文上一些图案或者文字。有的文的比较工整艺术一些，有的则文的歪歪扭扭的。可能，我潜意识里觉得，纹过身的，可能更倾向于坏人。所以经常查他们，用公安专用的比对系统去比对他们。老邢是老乘警了，他就笑我，说小马真有意思，老是盯着文身的不放。那时，一路上有很多重点复杂的地区，小偷很多，要不断的巡视车厢，一不留神，就会发案。我和配班的老刘或老税负责轮流巡视车厢，每个人8个小时轮流倒，老邢则有时穿着便衣到车厢里去防范。我在火车上睡觉很不适应，那时跑成都车一趟来回，是四个晚上两个白天，我可能连10个小时都睡不着。当然，在成都公寓呆一个白天我睡的还好。特别是火车经过秦岭的时候，经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噪音特别大，真让我有一种头疼欲裂的感觉。几天下来，我是头晕脑胀，头昏目眩。后来，队里照顾我，让我换了一个警组。换了警组后，在车上的待遇变的好多了。当时警长是老庄，和我配班的是老瑜。老庄不执勤，专门给我和老瑜做饭。他和车班关系好，我们每顿都能两菜一汤。不像在老邢那个警组，天天跟着车班吃大锅饭。老庄还要来了整整一档卧铺，我们睡觉的环境也大大的改善了。老庄老瑜和我，到成都后，还结伴到成都的市里去玩。老瑜喜欢花草，老庄和我就陪着他去转。想想，总体处的还是很愉快的。乘警过的好不好，关键看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警长。我个人也偶尔跑到CD市里去玩。到杜甫草堂，到武侯祠，到都江堰。游玩过杜甫草堂，我还写过一首诗《游成都杜甫草堂有感》，其中写道“芭蕉长成了巨人，竹子合抱参天，当年这浣花溪畔的清贫之所已旧貌新颜。茅屋被秋风破了，却安得广厦去大庇天下寒士，这注定了老杜要名垂史册，永受后人的景瞻”。我后来还写了一篇小文《花溪观鱼》，登载在蚌埠日报的副刊《淮河晨刊》上面。现在想想都十几年过去了，那些小鱼的影像还留在我的脑海。真是太可爱了，像一群胖嘟嘟的小孩一样，一点都不怕人。真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当时的成都真是一座休闲的城市，到处都是茶馆。冬天也不冷，就是阳光少了点。有人说春熙路上美女多，我还特意跑过去看美女。结果很失望，没见到几个。倒是在春熙路上的一个饭店里吃了一碗龙抄手，本来不知道龙抄手是什么东西，端上来后，才知道，原来就是大馄饨啊。成都平原真是一块宝地啊，物产富饶，鱼米之乡，很有些江南的味道。但成都的饮食我不太习惯，不论做什么菜，都麻辣麻辣的。你就是让饭店下碗面条，特意叮嘱，不要放那么多辣椒。但端上来之后，还是红通通的。但成都菜偏麻不够辣，比起江西和湖南，甚至比重庆，辣味都少了很多。这可能也是抗当地多湿少阳的天气，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成都的物价也很便宜。当时，车班里很多人都从成都的菜市场买肉带回蚌埠。

成都车虽是空调车，但车内的环境并不好。硬座车厢里都是四川那边打工的农民。穿着破旧，很多女乘客背后都背着个竹篓，竹篓里放着一个或者两个小孩。车厢里也有很多藏族和彝族的旅客，很脏，身上甚至散发出一股气味。我巡视车厢的时候，常常有穿红袍子的藏族年轻人胆子比较大，伸出手要跟我握手，还说“长官，握握手”，他们穿的红袍子上都是油垢，红袍子几乎都变成了黑袍子，手也很黑。我说“去去，脏死了”，他们就哈哈大笑。一到春运，旅客人多，列车员没办法打扫，车厢里满是垃圾，你得踩着厚厚的垃圾才能走过去。而且，成都车上还有些精神病人，因为坐车时间太长，有些人产生了幻觉。有一次，我当班的时候，就有一个旅客就从车厢里冲到阳平关火车站站台，一边跑，一边还说“抢劫了，抢劫了”，结果阳平关站台上有个坑，他又在哪个坑里摔死了。乘警队后来好一通调查。其实，他就是精神病人，家里好几个亲戚都坐在他身边。我巡视车厢的时候，还被一个精神病老太太打掉了帽子，我只有赶紧捡起来，灰溜溜的走掉了。所以，我后来要求不跑成都车了，跑在一个队里的汉口车。分队领导后来也同意了。

当时，合肥到武汉，每天就这一趟车。晚上九点多发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到达了汉口火车站。然后在汉口公寓呆上一天，晚上再返回合肥。都是夕发朝至的车，每次跑两趟，共四天。乘警是两个人，警长和乘警轮流值乘。我先是和家住在淮南的老张一起跑，老张性格开朗，思维活跃，我俩配班很愉快。老张喜欢跳舞，我俩就经常在下午的时候，去武汉的街头找那种露天舞场。可惜，跑的多，但跳的少，也没有认识的人，始终融入不了当地的市井文化。老张曾经带我到他的一个战友那去吃饭，我们从汉口火车站坐公交车，坐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的他战友那里，在武汉光谷。他战友请我们吃红烧大肉，喝了点啤酒，加上坐车时间太长，我们俩个人的头都是晕的。我后来跑阜阳宁波的时候，一开始又和老张搭班，也很是愉快。不过，和这个老张配班的时间不长，队里又给我调班，换了另外一个老张做警长。另外一个老张人老实，我俩也各自相安无事。到合肥的时候，这个老张就回他自己家，而我就在合肥列车员公寓呆上一天。当时乘警队在合肥也没有休息的地方，只有自己想办法。跑汉口车，因为白天在公寓休息一天，我有时就跑到汉口江滩去玩玩。我曾在大年初二，一个人跑到汉口江滩，现在想想也挺寂寞的。有一次年饭，我们也是和车班一样，在汉口公寓的食堂解决的。但武汉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入骨髓的。我的小说《人生如何再相逢》，其实一部分就是以这趟车以及武汉这个城市作为背景的，其中有一节就叫《江滩》。同时，也糅合了我上警校所在地南昌的很多因素在里面。

跑汉口车，我还认识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两个人，张老师，和老爷子。张老师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博士，老家XJ石河子的。因为偶然的机会，和我相识。张老师讲话特别温柔，像一个南方姑娘。但是她的性格却是落落大方的。车到汉口的时候，碰到双休，我就经常跑到她那里去玩。虽然我已经是单身了，但我们却以一种好朋友的方式相处，既温情脉脉，又不越雷池。人生能有那样一种美好的经历和体验，也算是一种财富。和老爷子相识，也是偶然。记得那天晚上，汉口车放客，我正在战台上巡视，站警和另外一个人带着一个约60岁左右的老人走了过来，介绍说，这是武昌区的吴区长，让我在车上照顾照顾。我说好，上软卧还是硬卧？谁知那个老人听到后，坚决的摆手，说硬座就行，硬座就行，坚持不上卧铺。我只好让他自己上了硬座。那一个晚上，事情还特别多，等到第二天早上，车子快到合肥的时候，我才想到，站警让我照顾那个老人一下，我却一直没去看他，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老人下车的时候，我赶了过去，我要送他出站，被他拒绝了。但他临走的时候，却跟我说，你们列车员很好，你们乘警也很好，谢谢。看着他背着包，从站台走下地道，我很是困惑。他这样一个年纪，又担任区长，为何连卧铺的待遇都不享受呢？若干天后，铁道部长一封批转信在列车段开始流传，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老人给铁道部长写信，要求表扬他当晚乘坐的车厢的列车员张伟。他说，张伟是个好乘务员，一个晚上不断的打扫车厢，对待旅客态度还好，要求铁道部表扬张伟。客运段非常重视，安排人以及车班车长，一起去拜访他，并让我陪同前往。我们到了武昌区政府这个老人的办公室，我把自己印制的名片递给了他。我那时候意识还不错，竟然自己印制了名片。老人非常高兴，说我也是好警察，并说他年轻时也做过公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到汉口。在公寓休息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是马警官吗，我是老吴啊”“老吴？哪个老吴”，我一时没转过弯。“你们上次到我办公室来了呀，我是武昌区政府的啊”，我只才想起来，赶紧说“吴老您好您好”。就从那样一个电话开始，我和老爷子成为了朋友。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对我特别关心。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他，让他对我这么有好感。他还经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后来一次，我就真的去找他了，这个以后再叙。

我跑成都车和汉口车的时候，在报纸上发了很多通讯报道和文艺类的文章。这些，在队里考核的时候，都能加分。所以，在乘警队，我虽然是新民警，但考核分一直都算靠前。乘警队的刘政委也非常欣赏我，他跟处里宣教科讲，我是乘警队最会写的一个人。不过，当时写的那些跟我后来到合肥搞的东西，算是小巫见大巫。有一次，部局搞百站百车战役考核行动，我们汉口车荣获第一名。其中，我做的宣传报道占了汉口车宣传考核的一半。所以，后来，乘警队的一个副支队长跟我说，汉口车能搞第一名，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为这次战役，我们汉口车四个警组，八个人，荣获了集体三等功。

汉口车跑了大概一年多，队里进行双聘。所有的乘警交路重新打乱，让乘警报名和队里录用进行双向选择。当时合肥到广州东的车比较热门，我就报名了。没想到最后，没上广州东的车，却上了广州东车所在的广州队的阜阳宁波车。没办法，谁让自己乱报名呢。阜阳宁波车可以说，是当时乘警队条件最差的一趟车。这趟车没有空调，冬天冷的像冰窟，夏天热的像锅炉。而且趟趟超员，旅客成分都是阜阳农村到宁波那边打工的人。有时巡视车厢的时候都下不了脚，因为都挤满了人。刚到乘警队的时候，我因为回避了这趟车还沾沾自喜，没想到两三年后还是上了这趟车。一开始，我和老张跟着老杨后面干，老张就是那个一开始我和他跑汉口的人。虽然车上的条件一般，但是工作氛围和生活还是不错的。老杨人活络，和车班关系好，经常车到宁波，他在餐车做菜给大家吃。有时做一大盆肉，有时做一大盆鱼，我们和车班在一起再喝点啤酒，生活还是不错的。刚开始，宁波到阜阳有个晚上是在阜阳公寓过的，老杨和老张都喜欢做菜，我们三个就到火车站旁边的小饭店去吃饭，老杨和老张把饭店的厨师晾在一边，他俩亲自动手下厨。那时候，还没有禁酒令，我们三个再搞点小酒喝喝，很是舒畅。不过有一次，我们三个吃着吃着吵架了，老张把桌子掀翻了，碗碟碎了一地，菜汤菜汁溅了我们几个一身。从那后，车到阜阳后，我和老张到市里玩，老杨就在公寓闷头睡觉。不过老杨还真不错，虽然那次我和老张是针对他的，他也没有记恨我们两个。这种胸怀到现在我还对他有好感。虽然查堵和罚款的任务较重，但老杨带着我们也干到了队里名列前茅的位置。可惜，老杨不久就调走了，老张也和我分开了。我到了老刘和另外一个老杨的警组。老刘是警长，但我想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跟老杨差别那么大。我们天天只能吃车班里的乘务饭，就这样餐车有时还不给好脸色看。老刘和老杨倒是喜欢吃，经常在一起热火朝天的讨论某个菜怎么做才好吃。

我大概在阜阳宁波车跑了又一年多后，在合肥新的处成立了，但蚌埠原来的老处还保留。大家人心惶惶，不知道以后归哪个处。从我内心，当然希望自己能归到合肥处。不久后，确定，阜阳宁波车划到合肥处合肥乘警队，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合肥处成立不久，阜阳宁波车就改成了空调车，队里也考虑因为我干了四年乘警了，准备正式的让我干警长。我因此给老张打电话，让他和我一起干。因为我们两个曾经在一起的时光一直是愉快的。可惜，我真是没有福分，阜阳到宁波的空调车一趟也没跑过，就接到处里通知，我将要被调到车站派出所工作。又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将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