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走正道，王公听从，利用其为依据迁都。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迁都。在易经成书以前，殷商王朝因为黄河改道多次迁都，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盘庚迁殷。周王朝至少经历过一次迁都，周平王将王都从长安迁至洛阳，成为东西二周的分水岭。

这里借用商周迁都的故事，来形容做大事、作重要抉择之时要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坚持走正道。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王小波起义则喊出“均贫富”，宋江起义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为起义找到合法性依据，以赢得百姓拥护。

历史上，帝王出兵征伐之前总要写一篇檄文，罗列敌人的罪名，强调自己是惩恶扬善、吊民伐罪，这同样是为了师出有名。

所以，我们要做大事，要获得上级和同事的支持，就需要打报告，给出正确恰当的理由，同时坚定不移做正确的事。

如果只会一门心思搞歪门邪道，成就不了大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拜蔡京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支持新党而打击旧党。宋徽宗亲撰《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石于端礼门外，昭告天下。碑中所列元佑党人，生者或被罢官或被贬谪，死者被褫夺功名。且党人子弟不得擅自进京，不得在朝为官，不得与皇族通婚，这等于剥夺了其子孙后代进取仕途的权利。

为进一步消除元佑党人的影响，蔡京用了非常阴毒的一招：诏令天下尽数销毁他们的书信文章，并禁止民间诵读传播。这一招要是成功，苏东坡流传至今的诗词文章至少要少一半。

幸好，苏东坡的诗词早已风靡天下，想要禁毁不是一件容易事。据传朝廷为禁止他的文章，一度将赏钱提高到八十万钱。但是禁令越严厉，民间传播越厉害，人们甚至相互攀比，以收藏数量更多为荣。

为保全苏东坡留下的文化遗产，梁师成找到宋徽宗求情。他跪倒在地涕泪交加：“先臣何罪？”先父有什么罪过，要禁止他的文章呢？

善于观言察色、逢迎圣意的梁师成，居然能为苏东坡做到如此地步，应不只是为抬高身价而冒充私生子这么简单了。如果只是一个冒牌货，他有必要冒着忤逆皇帝的风险，拿前途打赌来为苏东坡求情吗？

而且他不只为其求情，还苦苦说服宋徽宗下令，允许苏东坡的文章重新流传于世。

这是有史可载，梁师成难得的一次走正道、做好事。然而，他救得了苏东坡的文章，却救不了宋代文学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