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凑巧的是，三日后天降大雨，旱灾为之缓解。在古人看来，这是天子悔过、上天宽宥的表现。朝臣纷纷上表，祝贺皇恩浩荡，消弭天灾。

不久，王安石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临回金陵之前，他推荐韩绛为相，又推荐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以继续推行新法。

吕惠卿是一头白眼狼。他一度视王安石为恩师，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当他掌握朝政大权后，一边清算郑侠将其流放，一边借机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试图以此阻止王安石重回朝堂。

他不仅徒劳无功，反而把自己的人品给败光了。公元1075年2月，王安石再次入朝拜相，吕惠卿则外任知陈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只不过，变法派的锅里已添上一瓢冷水，原有的柴火再也烧不开这锅热水了。王安石的权威不复当年，无力继续推行新法。翌年，王安石托病请辞，再次回到故乡江宁府。

王安石的时代就此过去，但是新法依然在推行。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一边重启旧派人物收拢人心，一边任用新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推行改革。

这一年，宋越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交趾军水陆两路并进，分别进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和邕州（今广西南宁）。宋朝起兵五万收复失地后反攻，经过两年激战，迫使交趾国王割地求和。

此时，司马光仍然在专心修史，而苏东坡已从密州调任更为富庶繁荣的徐州任知州，远离了朝堂的纷纷扰扰。

苏东坡赴任徐州不到半年，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黄河决堤，梁山泊洪灾泛滥。河水淹没几百里农田后，顺京杭大运河、微山湖直逼徐州城下。由于被城南山地所阻，洪水越涨越高，大水围城月余而不退。

城内的富人打算借助舟船出城躲避洪水，却被苏轼制止。他们一旦出城，全城百姓都会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那么谁来守城？苏轼向百姓承诺，他不走，大家也不要走，他绝不会让洪水冲毁城墙。

洪水围城，当务之急是加固城基，增加墙高。但工程量大，时间紧迫，需要大量精壮劳力。苏轼想到了驻扎徐州的皇家禁军武卫营，他蹚过泥水亲赴军营拜访武卫营统领，请求他们协助筑堤抗洪。

以当时军政制度，禁卫军只听从皇帝调度，地方行政长官无权调动武卫营。但武卫营统领被苏轼的精神感动，果断率领士兵昼夜不停修筑长堤以抗洪水，同时开挖沟渠把洪水引入黄河古道。

其时大雨连绵，积水高达数丈，徐州城墙高出水面只剩三块墙砖。为稳定民心，苏轼便在城墙上搭建了一座茅草屋，他就住在茅屋内现场办公。

大水围困徐州城四十五天，苏轼四十五天没有回家，与士卒们同宿同起，筑造外圈城墙。直到河水被引入故道，东流入海，徐州城终于被保全。洪水消退，百姓欣喜若狂，苏轼高兴地吟诗道：

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鼋。

洪水退去后，苏轼连夜修表请朝廷拨款修建徐州旧城，以防患于未然。朝廷批准其奏请，拨给铜钱三万贯，米粮一千八百石，民工七千二百名，在城东南修建了一道木坝。在这道新建的外围城墙上，苏轼加盖了一座高约百尺的黄楼。

出现问题，迅速解决，随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苏轼终保徐州城无恙。

千年之后，这座黄楼至今仍巍峨矗立。而苏轼将其徐州所作诗词结集，欣然命名为《黄楼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