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在李老的课上已经采访过了，不用了，谢谢你。”

我说：“没事，举手之劳而已。”

过了几天，赵校长把二更电视台对李老的采访文章和视频发在教师工作群里，大家都一致鼓掌、点赞、转发，，我看了看文章和视频，里面没有留下采访我的任何东西，学生的采访部分，我教的学生里，也只有三个聪明的学生说李老上课很认真、讲课很形象、生动被保留了下来。我不是太高兴，甚至有点郁闷。我想不明白，如果要让我们夸李老就直说，何必问那么多问题？我本来推绝采访，坚决让我接受采访了又不用，我也是满心赞美李老的，自认为并没有说什么不妥的话吧？我感觉被愚弄了，心情很不爽，也觉得对不起我那一群满心欢喜接受采访的学生，我没敢给他们看成果视频，不知道他们看了会不会和我一样失望？

晚上大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最状况，我把电视台采访李老的整个经过跟大哥说了一遍。大哥安慰我：“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刚入社会，不懂这里面的规则，有点郁闷也很正常，多经历两次你就懂了。”

我说：“难道成熟就是要适应所谓的潜规则吗？”

大哥给我分析：“首先你得明白人家是去采访李老的，你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们采访你，是想从你身上找一些给李老锦上添花的东西，如果你说的没有用，那就不用好了，你看视频里出现的老师们说的话，再想想你说的。你说的话不足以体现出李老支教边疆的重大意义，我要是编辑，我也不会保留对你的采访。

我问：“那应该怎么说？”

大哥说：“你多学学校长的话，她说得就很合适。”我学着赵校长的话说了一遍，“李老能来我们这这里支教，我实在太感动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作为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退休了还来支援边疆，这样的高尚品德，值得我辈认真学习。”我觉得这样的话说起来很别扭，我不喜欢说。

大哥说：“这就是了，你喜欢真诚，这点本来很好，但社会是个大染缸，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被环境所影响。”

我又说：“那学生呢？为什么采访了那么多，却也只用了几句话？”

大哥说：“这得看他们的主题，他们采访的主题是李老，学生也就不重要、凡是与李老无关的，就没什么用，打个比方：如果有天你出名了，别人为了采访你顺便采访我，他们可能也会问我的工作、经济状况，我也会如采回答但最终你只会看到我对你赞美的话，这或许也是你想看到的，尽管我可能会难过，但没人在意我的感受，因为大家关注的是你不是我，你明自了吗？”

我听明白了，但我又好像没明白，我听明白了大哥说的主题鲜明。我没听明白的是，难道成长意味着说慌？难道真相一点都不重要？难道我这么多年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别人剪辑过的，想让我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细思极恐。

如果我不知道真相，而是被断章取义的“主题鲜明”愚弄，那我学习写作的本身还有多价值和意义。我开始思考作家这个职业，我曾奉为理想准备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难道不也是被剪辑过后的“主题鲜明”的偏见？我越想越痛苦，思绪变得一团乱麻，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甚至从此不再想搞写作。

我躺在床上，一整夜地思考，思考不出来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实在迷茫，不知道有什么还值得去做。第二天我扛着疲惫的身体去给五年级上语文课，我打开熟悉的课本，却实在不知该从何讲起。我让他们自己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读，我跟着他们一起读，我读完发现没有哪篇文章不是偏见，有的甚至主题也不鲜明。我一遍遍地思考着应该教他们什么？一遍遍地思索得出的只有有一个答案：认字和快乐地认字。

我对他们说：或许我现在教你们的每一篇文章，多年之后你们了都会忘记，就像我不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都学了什么课文一样，我希望多教你们认几个字，以后用得着。除了多认几个字以外，还希望你们能快乐地认几个字，但快乐的可能性不大，学不会，听写不过关，还得打板子。”

学生都不接话。

我又说：“下午的乡士课上体育。”

学生一个个开心得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