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岸数百步”，这短短五个字，却蕴含着无尽的信息。它不仅描绘出了桃林的长度，更暗示了这片桃林的广袤无垠。想象一下，两岸绵延数百步的桃林，一眼望去，仿佛没有尽头，那是怎样一幅壮观的景象啊！

“中无杂树”，这一句更是突出了桃林的纯粹与奇异。在这片广袤的桃林中，竟然没有其他树木的存在，只有那成片的桃花，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让人不禁为之惊叹。这种纯粹与奇异，无疑给这片桃林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让人对它充满了好奇。

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则如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将桃林的环境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鲜嫩的芳草，仿佛是大地的绿毯，柔软而舒适；那缤纷的落英，如同雪花般飘落，给整个桃林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薄纱。这样如诗如画的美景，怎能不让人陶醉其中呢？

正是因为这桃林的独特之处，才引起了渔人的强烈好奇心。他心中暗自思忖：“这地方如此特别，我定要一探究竟！”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行，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

上文提到“欲穷其林”，渔人便顺着这思路一路探寻。他沿着溪水缓缓前行，目光被两岸的景色所吸引。那桃花如锦缎般铺展，一直延伸到溪水的源头，仿佛没有尽头。渔人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好奇，想要看看这桃花林的尽头究竟隐藏着什么。

他越走越远，渐渐远离了外界的喧嚣。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潺潺的流水声。然而，当他走到桃花林的尽头时，却发现树不见了，水也到头了，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山。

这座山并不算高，但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山上植被茂密，郁郁葱葱，与之前的桃花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渔人绕着山走了一圈，终于在山脚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这个洞口被杂草和树枝掩盖着，若隐若现地透着一丝光亮。

正是这个“小口”和那微弱的“亮光”，让渔人心中一动，他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地方。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船只，小心翼翼地从洞口钻了进去。

进入洞口后，起初道路十分狭窄，仅容一人通过。渔人不得不弯下腰，手脚并用，艰难地向前爬行。洞壁湿漉漉的，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但渔人并没有退缩，他坚信前方一定有什么值得他探索的东西。

就这样，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了数十步。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景象展现在他面前。原来这里别有洞天！

五明不禁感叹，这段叙述简直是天衣无缝！它的细密和自然让人惊叹，仿佛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精心雕琢而成。这种叙述方式就像是剥茧抽丝一样，将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完全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而且，这段叙述没有丝毫的颠倒、枝蔓或错乱。每一个情节都是如此紧密地相连，就像一条长长的丝线，没有丝毫的断裂。如果抹去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或者颠倒其中任何两句的顺序，整个故事的“思路”就会立刻变得模糊不清，“文气”也会因此而中断。

由此可见，记叙性文章并非只是简单地罗列事件，它同样有着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就像一条无形的线索，将故事的各个部分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种宛转流荡的悠长“文气”。这种“文气”不仅让读者能够顺利地理解故事的发展，更能让他们感受到故事的韵律和美感。

即使是一首短诗,它也是有“文气”在的。比如唐代金昌绪的《春怨》,是一首短小的“五绝”: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诗明白如话,好懂极了。起句“打起黄莺儿”,起得突兀有力；那么,为什么要“打起黄莺儿”呢!承句答曰“莫教枝上啼”；那么，又为什么不教它在树枝上“啼叫”呢?转句说出原因:“啼时惊妾梦”,它一叫就惊醒了“奴家”的好梦，那么，又为什么不愿惊醒你的睡梦呢?结句点出缘由:“不得到辽西!”原来她的丈夫在辽西征战，她只能在梦中和他团圆。你看,这一首闺怨诗“思路”是多么绵密,“文气”是多么贯通!难怪前人讲诗,在强调“意脉贯通”或“诗要联属”的时候,都举此诗为例,说它“从首至尾，语脉联属，如有理词状”,是作诗要“思路”周严的“标准”。我们现在看它,的确仍感到十分典型。顺畅的“思路”化作了流贯的“文气”,这是一个浅近而又生动的着例!

因此，可以说“思路”和“逻辑”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却无处不在。列宁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来强调这一点：“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这意味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离不开逻辑的运用。

然而，不同类型的文章在“思路”和“逻辑”的体现上会有所不同。对于记叙性文章，如小说、话剧等，它们的“思路”通常通过叙述的“线索”来展现。这些“线索”就像是一条红线，将故事中的各个情节串联起来，使整个故事能够连贯、周严地展开。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则体现在“线索”的连贯性和严密性上，包括起承转合等方面，要做到一气呵成，让读者能够顺畅地跟随故事的发展。

而对于论说性文章，其“思路”一般通过论说的“纲目”来体现。这些“纲目”就像是文章的骨架，支撑起整个论述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则表现在“纲目”的合理性和条理性上，需要做到合于事理、条分缕析，使文章的论述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个部分之间的转换开合也要自然流畅，脉络一贯。

无论是记叙性文章还是论说性文章，只要它们有一贯到底的“思路”和一脉贯通的“逻辑”，就必然会有一缕贯穿其中的“文气”。这种“文气”是文章的灵魂所在，它能够让文章充满活力和感染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流动。

“文气”既然是文章“内在逻辑”的一个反映，一种体现，因此,“理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获得充沛的“文气”的一个关键。孟子最早讲“气”,就是把它和“集义”联系在一起的,而所谓“集义”,即通过道德的修养逐渐培植起“正义”的精神力量。后人讲“气”,遵循着这个传统,一贯看重“理”作为“气”的“内核”的重要作用。所谓“事昭而理辩，气盛而辞断”,所谓“道能兼气”，所谓“理辩则气直”,所谓“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事实上,“理直气壮”,“理丧气衰”，这确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宋代张耒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说:“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间隙百出。此犹两人持牒而讼,直者操笔，不待累累，读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节目；曲者虽使假词于子贡,问字于杨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训和，食之于口,无一可惬,况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张耒在这里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写文章如能得“理”，自能精彩，如没有“理”，你再“打扮”，也是漏洞百出。就象是两个人拿着状子去打官司一样,理“直”者写状子时是操笔就写，用不着怎样思考、周折,你读起它来却“势如破竹”,无论说什么和怎么说,都严丝合缝,若合符契；而理“曲”的那一位，即使是他从子贡(孔子的一个弟子,以“言语”着称)那里借来“词”，从杨雄(汉代辞赋大家，以富于使“典”用“字”着名)那里问来“字”,也无济于事,就象把酸、甜、苦、辣、咸这“五味”都摆在那里而不能“调和”一样,吃起来没有一味可口满意的,更不用说能叫人“品味”了。所以,学文之初,要先在明“理”上狠下功夫。这种“穷理自工”的思想,强调“本固枝荣”、“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观点,是很有道理,很正确的!而这种“培其本”、“深其源”的做法,其实也正是所谓“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