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战争全面爆发。

硝烟逐渐蔓延，我看到徐竟川也总皱眉头，看着报纸发出沉重的叹息。

通过电话我了解到程颂时在上海的情况，以她的性格总是报喜不报忧，想必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也不会说出来，但只要听到她的声音，知她安好便可。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徐竟川在香港着手开始筹集资金和物资。

香港，成了一个海外华人与内陆地区物资中转站。

我很快也加入了这个行动。

甚至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在组织秘密

的地下活动。

一次偶然发现，徐竟川创办的中转站主要对接的是延安。

通过询问得知，原来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来香港本来也是执行任务的，如今正好赶上战争爆发，便顺势帮组织筹集战争物资，并团结壮大我们的抗日势力。

得知真相后，我高兴死了，我终于找到组织了，原本打算念完书我就去边区，没想到这下能够直接和组织联系，我定然少不了好好表现。

香港不比别处，内陆主国共合作，即使打着共产党的名号也不至于像以前一样被赶打赶杀。

在这行动，需要的就是一个谨慎和密。

我因为经常学校报社两头跑，导致我的课业落下了，最后得到了徐竟川的警告。

说我要是不能成功毕业，恐怕这组织的大门就要向我关上了。

我内心很鄙夷，从未知道我党收人还得看学历。

可程颂时和我们主动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连书信都没几封，甚至惜字如金。

最后一封信是十月到的。

目前我在上海一切安好，请你们放心，切勿挂怀。你在香港参与组织活动时请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勿杂书复，见谅。

程颂时

八月十五日

明明是你在独自在上海，我们关心多点还要被嫌弃。

十一月，上海沦陷。

看到报纸那刻我不禁颤抖，手里的报纸已经被攥的不成样，此时徐竟川轰地推开门跑了进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错，即使无言，但我们此时的难过是相通的。

他的手里也攥紧了报纸，他用力地攥了攥手，压下自己心底的起伏，带着几分苦涩开口说：“我尝试找她，目前很难联系上。”

一种说不出来的酸痛，从心底翻滚。

这下该如何是好？先不说她到底有多难找，就连回信都十分不积极。

她就算是真出事，我想也没有人知晓。

我越想越难受，这情绪就像野兽般失控起来，再也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全身失力般瘫软倒下，徐竟川见状忙接住了我。

他闭着眼，将我拢入怀中，我埋在他肩上继续哭，他抬起手，擦拭掉我脸上的泪，揉了揉我的发顶，试图安慰我，“没事的，相信我，她不会有事的。”

他好像有一股安全感一样让我相信他说的任何话。

他微微垂眼，眼含笑意地看着我，拿起旁边那份揉皱了的报纸，“我们要更努力了，对不对？”

我懂他的意思，用力地点了点头，她是我在寺庙里求过平安的人，一定会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