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不估量臣能否任命为司隶校尉，没有什么效劳表现，又提高臣的职位任光禄大夫，官位高了职责也重了，不是臣应当在的位置。

又被年岁衰暮逼迫，常担心有一天会忽然死去，没有什么来报答皇上的厚恩，使评论是非之士和讽谏之臣没有补益，长久地得到一个白吃饭的名声。

所以常常希望抛弃性命，不待时机就斩奸臣之首，悬在都市，把他罪恶写在简牍上，使四方人知道干坏事的处罚，然后退下来被斧钺斩首，实在是臣心甘情愿的。

仅凭布衣之交，尚且还有结为生死与共的朋友，今凭四海之大，竟无为节操和友谊而伏死的大臣，都苟合曲从讨好，循私挠法相互包庇，顾私门利益，忘记国家政事。

邪恶污秽之气上感于天，因此灾异屡现，百姓贫困。

这是臣下不忠的结果，臣实在以此为耻不止。

凡是有人情的莫不想安存而恶危亡的，然而忠臣正直之士不逃避祸患的，的确是为国君啊。

今陛下如天覆地载一样，于物没有不容纳的，派尚书令尧赐臣丰书说:'司隶侦察揭发不守法纪，奖善惩恶，不能独断专行，避免出现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顺从经术意思。'

真是恩深德厚，臣丰顿首幸运得很。

臣私下非常愤懑，希望赐予臣清闲，望陛下裁决。“

汉元帝没有应允。

此后，诸葛丰的意见更加不被汉元帝所采纳，于是他又上书说:“臣听说伯奇为人孝顺却被父亲抛弃，伍子胥忠心却被国君杀害，鲁隐公慈爱却被弟弟杀死，叔武尊敬兄长却被哥哥杀戮。

凭这四子的高尚行为，屈平的才能，然而还是不能使自己表白反而被杀戮，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昭示世人吗?

如果让臣杀身来治国，被诛来显扬国君，臣的确愿意。

惟独怕没有补益，却被众多的邪恶之人所排斥，让谗夫得逞，正直之路被阻塞，忠臣丧气，智士塞口，这是愚臣所惧怕的事啊。“

诸葛丰于同年春夏之际，遭捕判罪，在位的官员多议论他的不是。

汉元帝调诸葛丰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

汉元帝却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乃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之时，屡次称赞周堪、张猛之美。

诸葛丰前任司隶校尉，不顺应四季，治理法度，专作苛暴，来获取虚威，朕不忍心交法官审讯，让他做城门校尉。

他不内心反省自己，却反怨周堪、张猛，来求报怨，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恣意毁人声誉，不顾前言，真是特别不忠实的人。朕可怜诸葛丰年纪老了，不忍心加刑，就把他免官做庶人吧。“

诸葛丰就这样被免官，贬为庶人，后老死家中。

诸葛丰原是掌管督察百官以及三辅各郡的司隶校尉。

因为他为人刚直，与众不同，闻名于朝廷，好几次冒犯贵戚，使得很多在位的人都说他坏话。

后来在春生夏长的时候，以不顺天时而去拘捕审治人犯，遭到处罚，被降为掌管长安各城门守备的城门校尉。

不知为什么诸葛丰竟也上书告发周堪和张猛的罪状。

汉元帝不以为诸葛丰所告发的有理，就下诏令给御史大夫，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廷为官的时候，经常称赞周堪和张猛的美善。

诸葛丰以前是司隶校尉，因为不能顺应四时，修饰法度，专尚苛暴，以得虚威；朕不忍心把他下给司法官吏去治罪，所以贬他为城门校尉。

他却不知内自反省，反而怨恨了周堪和张猛，以求报复，举告毫无证据的言辞，揭发难有佐验的罪名，是毁是誉，随意指责，不顾前言周堪和张猛的美好，今则攻讦他的过失，先后相违，没有比这更无信的了。

朕怜惜诸葛丰的年老，不忍心加给他刑罚，现在要免他为平民。”

皇上又接着说：“诸葛丰举告周堪和张猛的贞信不立，朕因为怜惜他们而不去治罪，同时也爱惜他们才能未能有所发挥，所以现在降周堪为河东太守，降张猛为槐里令。”

回过头来，认真分析为什么汉元帝对周堪和张猛会有这样的处理结果，最为直接的感觉就是，除了皇上不明事理，不分是非外，恐怕找不出别的原因了。

初元年间，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

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奸邪，陈述其意见说:“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政权的关键，应该让公正通明的人担任此职。

汉武帝日夜游宴后宫，所以重用宦官，这不符合旧的规定。

不应该让宦官担任中书之职，响应古代礼制，不能让刑余之人接近皇帝。“

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

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尽，周堪、刘更生被废官禁锢，不再任用，有关这些内容见于《望之传》。

后来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见时揭发石显的短处。

石显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署内，陈咸一人抵罪，被剃去头发，服城旦之刑。

后来郑地长官苏建得到石显私信把它上奏皇帝，石显后来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

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

石显又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党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人都可以获得高官显位。

石显看到左将军冯奉世父子身为公卿非常有声望，冯奉世的女儿又是皇帝内宫的昭仪，因此想依附他，于是石显向皇帝推荐昭仪的哥哥谒者冯逡，说冯逡性情严整，可以在宫中侍奉。

皇帝因此召见冯逡，想任命冯逡担任侍中，冯逡趁机要求秘密地对皇上讲一些事情。

皇帝听到冯逡说石显专权非常愤怒，立即罢免冯逡，去当郎官。

后来御史大夫空缺，群臣都举荐冯逡之兄大鸿胪冯野王品行才能无与伦比，皇帝以此问石显，石显说:“九卿之中没有谁能比野王更胜任此职。

不过，野王是昭仪的亲兄，我担心后代人认为陛下不用众多贤才，亲近后宫嫔妃的亲属，让其担任三公之职。“

皇帝说:“好，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于是下诏书赞美野王，却废弃而不重用他，有关这些情况见于《野王传》。

石显知道自己专权的事情广为人知，担心一旦皇帝手下人侦知自己的情况，能够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显示自己，拿一封信为验证。

石显曾出宫到官署征用民力财物，石显事先向皇帝说明，担心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求皇帝派人降诏让门吏届时开门。

皇帝答应了。

石显故意迟至深夜才回来，称皇帝有诏让人开门而入。

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伪造皇帝诏书私开宫门，皇帝听说，笑着把那上书给石显看。

石显趁机哭泣说:“陛下非常偏爱小人，把政事交给我处理，大臣们无不嫉妒，他们老想陷害我;像这样上书害我的事情肯定不止一件，希望圣明的皇帝要了解我的忠心和处境。

我低微卑贱，确实没有能力让自己使万众都快乐起来，也担当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归还掌管国家枢机的重要官职，接受在后宫中打扫台阶的差役，死而无憾!

希望陛下您哀怜我，使我能平安的活下去。“

皇帝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很同情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更增加赏赐。

这样，石显得到的赏赐以及众朝臣巴结他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

当初，石显听到众人议论纷纷说他杀了前将军萧望之。

萧望之是当世大儒，很有影响;石显害怕天下饱学之士讥讽诽谤自己，因此如何处理这件事成为他的心病。

这时，明经著节士琅琊贡禹担任谏大夫，石显趁机派人向贡禹问好，想拉拢他。

石显把贡禹推荐给皇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礼节非常完备。

喜欢评论的人因此称颂石显，认为石显并不嫉妒和讲萧望之的坏话。

石显就是像这样处心积虑玩弄阴谋诡计逃脱祸患，取信于皇帝的。

元帝晚年卧病，当时定陶恭王很受元帝宠爱，但是石显拥护皇太子却非常积极有力。

元帝死后，汉成帝刘骜刚继位，就把石显调到长信宫作中太仆，官禄是中二千石。

石显失去依靠后，失权不到几个月，丞相御史就像皇帝列举石显以前的罪恶，他的党羽牢梁、陈顺都被免官。

石显与其妻儿返回故乡，一路上忧心难安吃不下饭，死在路上。以前巴结石显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被罢免。

少府五鹿充宗被降职做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降职为雁门都尉。

长安又流传新的歌谣说:“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

贡禹，字少翁，琅琊人。以精通经义、品行端正而著称，被征召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辞官。

后来又被推举为贤良，任河南令，在任一年多，因公事被府官指责，被迫脱帽谢罪。

贡禹说：“帽子一旦摘下，岂能再戴!”

于是辞官而去。

汉元帝即位不久，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多次屈尊向他询问政事。

当时，年成不好，农业歉收，各郡县封地处境困难，贡禹上奏说：“现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越天道的情况由来已久了。承接衰微的局面，挽救混乱的礼制，恢复古代的教化，这一切都指望陛下您了。”

元帝很欣赏贡禹的忠诚，就下令，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不久，贡禹上书说：“我八十一岁了，耳朵听不清，眼睛也看不准了，不能再对国家对朝廷有所贡献了，我就是所说的有损朝廷形象的人了。希望能辞去官职，返回故里，若能如愿，便死而无憾了。”

元帝批示说：“朕因为先生有伯夷的廉洁，史鱼的刚直，遵循经义据守古道，不盲目屈从世风，孜孜不倦为民请命，是当今俗世少见的高尚贤良的人，因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参与国政。

如今还没来得及多听听先生的惊世之论，先生却说要隐退，难道是先生有什么遗憾不顺心的事吗?”

此后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

正赶上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便接替他担任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之位。

自贡禹在朝为官后，多次评论政事得失，上书数十次。

贡禹认为，古时人民没有赋算口钱的负担，从汉武帝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起，开始向老百姓征收重赋，百姓生养儿子长到三岁，便要开始交纳口钱，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于出现生下儿子便杀死的现象，实在是很悲惨可怜。

应当规定小孩七岁换牙以后再交口钱，年满二十岁再开始交纳赋算。

贡禹又建议说各处行宫别馆以及长乐宫的戍卫人员可以削减一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

再有各官府的奴婢总共有十多万人，他们终日游戏玩耍，无所事事，还要靠征收百姓的赋税来供给他们衣食，每年费用达五六万之多，应当将他们免去奴婢身份成为庶人，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

皇帝下诏，命令百姓生孩子七岁后再开始交纳口钱，这个规定从此开始。

又停用了上林宫馆中那些皇帝很少临幸的处所，将各诸侯王庙的卫兵减少一半。

其他方面元帝虽没有完全听从贡禹的建议，但很赞赏他的质朴耿直之心。

贡禹又上疏，要求罢除郡国的宗庙，制定汉家宗庙亲尽则毁的礼制，都未能实行。

贡禹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元帝赐钱百万，任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

萧望之下狱后，刘奭大惊，斥责石显为何这样。

石显低头认错，但却暗中设下了连环套。

石显和汉元帝说，陛下刚登基，就把老师关进了牢里。

如果现在放了他，宣告他无罪，天下臣民会怎么看皇帝，刘奭心想，这很有道理，于是罢免了萧望之的官位。

石显不断重复类似的模式陷害萧望之，而萧望之认为，皇帝在不清楚内部情况的时候，听取了宦官的建议来陷害忠良，作为皇帝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

性格刚直的萧望之不愿忍受这样的羞辱，在自己家中自杀。

刘奭得知此事非常伤心，绝食三日，哭得撕心裂肺，自己的老师是他精神的指示人，说死就死，实在不甘，左右侍臣也都感动地擦着眼泪，认为陛下果然是仁君。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怀念之情，葬礼的规格很高，每年都派使者来祭拜老师，然而对于他老师被人陷害至死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补偿他的老师，也没有去调查和惩罚那些陷害他老师的人。

诚实的刘奭万万没有想到，宦官会拿皇帝当枪使。

石显经常协助刘奭工作，但也经常从中偷鸡模狗，很多的忠臣告发石显，但是刘奭却把告发一事当作笑话告诉石显，石显知道自己布下的陷阱已经起作用了。

于是便装作委屈，刘奭还给他金银抚慰，后来有人告发石显，汉元帝就置之不理。

对内廷宦官都慷慨施恩的皇帝，足以证明他的性格缺陷很大。

汉元帝毫无主见和建树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个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子就杀了两个。剩下的一人在朝野并无权利，也没有发挥的空间，形同摆设。

他之后的人生让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

其实，无论是儒家制度，还是皇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治制度。

制度改革必须由有能力的人设计并实行，否则效果会减半，甚至失败。

很明显，汉元帝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儒学家。

后来他虽然广招儒生，但质量乃至本质已经不能比了。

宦官非常了解元帝的心理，汉元帝喜欢儒家学者，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者，推荐给他。

年近八十的贡禹在官海浮沉中度过了平庸的一生。

在石显的推荐下，他的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宦官有恩于他，对他们只能唯唯诺诺。

受到史高举荐的匡衡也是如此。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生们才得以走上仕途的稳定道路。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只关注功名和权力，没有理想的庸俗的官迷。与贡禹、匡衡经历相同，被宦官或外戚提拔，得到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很多。

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却只想以禄保位。

像萧望之那样。只追求天下的安定，而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非常少的。

汉元帝得到了这些背后的“名儒”，大为高兴，在他们的协助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政策。

首先财政省用，停止修缮宫馆台阁，减少珍禽异兽的饲养，削减宫廷宿卫。

还多次进行赈济，减轻赋税并减轻刑罚，其次加强儒学。

他还将礼制改革，废除原有的郡国庙，确立京师庙。

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保守制度，不让远在边疆地区的士兵对其他地区进行打压。

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少。

原因之一是这些规定没有切实惠及国家和人民。

还有就是这些制度太过于理想化。

最根本的原因是汉朝体制通知不达，有的制度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使元帝加深对他们的依赖，宦官将捧杀汉元帝，让他去加入他想要实行的儒家之中。

但是在那个时期，儒家的典籍已经很多并且很全面了，想要去学习儒家思想是不难实现的事情。

而元帝将书中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再现在现实中，试图实现太平盛世，这非常不现实。

在一些迂儒的推波助澜下，儒学复古主义的浪潮乘势而起，从那一时间开始，直到汉朝灭亡，都在蚕食着朝中的官员。

汉元帝毫无主见，任由朝中小人陷害忠良，帮助他们最多的就是皇帝虽然他知道这些忠臣被宦官们设计坑害，但他也只是口头批评身边的宦官，并没有惩罚逼死萧望之的幕后操纵者，事后还纵容他们。

这个宽仁，其实是愚蠢，宦官明目张胆，后来更加放纵。

以萧望之为首的儒臣，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很高的统治能力和道德修养，而外戚和宦官，看重自己的权势和利益，缺乏对天下的责任和操守。

汉元帝逼死萧望之，驱逐其他儒臣，重用宦官，等于是废弃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即使后来汉元帝重用儒臣，但他们也只有依靠宦官才能生存，而且宦官本身就心胸险恶，和这些儒臣在一起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宦官干政下引起王朝衰败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外戚、宦官都是威胁着王权的存在。

汉代王朝是秦以后的大一统朝代，皇帝们不可能不知道宦官当道的危险性。

秦王朝历经两世灭亡时，宦官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汉武帝时期，武帝也是坚决铲除外戚和宦官，不让其他势力有机可乘，这给之后的皇帝也敲响了警钟，而汉元帝仿佛没有“听到”一样，依旧依赖宦官，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最后，在外戚，儒臣以及宦官这三股势力的斗争中，最终宦官胜利了。

在这之后朝中的权力严重失衡。

汉元帝也感染疾病，只能把权利交到宦官的手中，他们的权势日盛，无论是谁都害怕他们。

汉元帝虽然是天子，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宦官石显手中。

汉元帝的想法，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只能说太过于幼稚了。

石显不仅与宫廷内的太监结成內患，还与契丹等外戚势力勾结，并在朝中结盟了许多有风气的儒臣。

这也让汉朝的内部和外部都变得乌烟瘴气，汉元帝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京房曾告诫人们不要轻信宦官，但元帝对此一无所知，还毫无作为，这也让石显的权利更大，曾经发布对他们不利言论的京房也被驱逐，后来直接被处死。

石显虽然擅长权术，但缺乏治国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国家陷入瘴气之中。

总而言之，元帝之所以被认为导致了西汉的没落，是因为元帝在当政期间，赋予了宦官和外戚很大的权力，使他们的影响力减弱。

而且，由于这种权力的转移，民间的百姓生活困苦，再加上那段时期天灾频发，汉朝走向下坡路也在情理之中。

在人治时代，并立的制度和法则并不是国家强盛或衰退的原因。身处高位的皇帝才是决定一切的源头。

加入皇帝没有把他父皇留下来的忠臣杀害，没有宠信奸佞的宦官，如果元帝对儒学纸上谈兵，汉朝可能是另一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