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前元中叶，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

洛阳是西汉一大商业都会，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洛阳人文荟萃，流传有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等的传说。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另一方面，出相入将、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牢牢占据着桑弘羊的头脑。

汉景帝末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汉廷诏书，特提拔桑弘羊入宫。

桑弘羊由此踏上了仕途。而长期在武帝身边伴读，使桑弘羊与武帝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并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元狩三年，为了应对因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问题，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

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仍作为侍中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

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此后，推行盐铁官营制度和均输法，创立平准法，实行纳粟拜爵、补官及赎罪政策。

后来，桑弘羊因受到其昆弟子犯法的株连，被贬为搜粟都尉。但仍代理大司农的职务。

当时，汉军出兵西域，再次攻破车师后，桑弘羊与田千秋等联名上书，建议武帝扩大轮台屯田，加强轮台、渠犁的屯田规模，以保障军粮供给。

武帝下《轮台诏》，对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不予采纳，并检讨战争中的错误，提出调整政策。

尽管如此，后世学者对于汉武帝的政策是否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仍存争议。

后元二年二月十二日，汉武帝病重，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立为皇太子。

二月十三日，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

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同辅佐少主。

二月十五日，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

遵照武帝遗诏，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为其副手。

辅政大臣中，金日磾早卒，田千秋不任事，大权主要在霍、桑、上官三人手中。

霍光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在昭帝继位后地位尤为突出。

桑弘羊则在资历、功劳等方面优于霍光。

两人存在权力之争，在政见上也有所不同。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着武帝去世而废除，反而继续贯彻。

桑弘羊因此经常自夸功劳，并以此作为替子弟某官的资本，却屡屡被霍光拒绝，因而桑弘羊与霍光矛盾也慢慢激化。

上官桀与霍光有联姻关系，其子上官安娶霍光长女为妻，生有一女上官氏。

但或许是考虑到桑弘羊在朝中根基深厚，上官桀也逐渐倾向联合桑弘羊对抗霍光。

始元四年，昭帝十二岁，鄂邑长公主为其选皇后，上官安打算让年仅六岁的女儿上官氏入主后宫，遭到霍光反对。

上官安与鄂邑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要好，转而通过公主立女上官氏为皇后(即上官皇后)。

上官家族为了回报鄂邑长公主，想将丁外人封为列侯(汉代有规定，非列侯不能娶公主)，被霍光以“无功不得封侯“驳回。

双方因而结怨，成为政敌。

于是，上官桀等就与桑弘羊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独揽大权。

自十三岁入宫，到燕王之变被杀，桑弘羊共从政六十余年，其中五十多年都在武帝时期。

可以说，桑弘羊的主要作为都与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武帝即位后，凭借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积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但由于武帝的“有为“，尤其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在财政困难面前，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元朔年间，为增加收入，专门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

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还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

在桑弘羊总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桑弘羊制定或修订、实施了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

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效保障了抗击匈奴战争的进行，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统一，遏止了富商大贾和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

尽管桑弘羊被杀，但根据《汉书·食货志》，盐铁官营等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未变。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

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

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元鼎三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

到元鼎六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

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

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则充实起来。

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

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

除了大农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草田“)和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还增加了算缗告缗时没收贵族、官吏犯罪和商贾的田产，并开放部分园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给贫民。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

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

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元鼎六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

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汉初铜钱仍继续名为“半两“。

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

虽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

到了文帝五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借此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三铢钱，但效果不好，形势已发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元鼎四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