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懒得学习。不想看书，不想接触新事物，不想培养一技之长。

于是，步入老年后，就有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出个门都困难；或没有一癖之好，哪个圈子都融不进。

再比如，懒得打扫。不想收拾衣物，不想整理杂物，不舍得丢弃无用之物。

于是，总找不到想穿的衣服而烦躁；总觉得沉闷而与家人生气吵架。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懒，是一个人变废的开始，也是人与人之间拉开差距的起点。

人生路上，各种遗憾、求而不得，大抵与“懒”息息相关。

勤能补拙。

人这辈子，若能以勤相伴，不管天赋如何，都能活出最好的自己。

我说的是四体的勤与懒，要动手动脚，不能懒得动。河西村的懒人也有，像赖皮狗，四十多岁了还娶不到老婆，太懒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赖皮”这个因素。在农村里，但凡懒了，便越过越穷，越穷越懒，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做父母的都管着自家孩子不要懒。父亲行伍出身，每天早起的习惯，那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可睡不了懒觉。父亲的脾气可不是一般的，如果父亲到菜地浇了水回来，看到我们还躺在被窝里，那扁担就会直接落在我们的被子上，谁都拦不住。

但是郑初七和邹云水，却是可以睡懒觉的，他们的父母亲都宠着呢，想干嘛就干嘛。

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流行理论，就是把劳力者当做失败者和卑贱者看待，一再歌颂、赞扬劳心者的高贵。

在机场，小书店里正在播放：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光盘，正在声嘶力竭的喊叫着“这个光盘，成本只要一块钱，但是，如果刻录进信息，可能就是一百元，甚至更多。这是什么？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这就是知识经济。”“如果大批量生产，一个光盘的价格可能会更便宜，但你大量的卖出去后，你获得的利润就会成倍、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这是经济管理。”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要人们跟着他学习经济知识、经济管理。因为他的身价比一个普通劳动者昂贵千百倍。

这样的人，除了声嘶力竭外，其实没有学问，甚至没有知识。我是不听不看的。

机舱外，阳光如此明媚温暖，云层如此洁净安详，我不自觉的伸出手掌，看看自己手上的老茧。闭上眼，想像着戴上草帽，穿着胶鞋，在这样寂静如云层般的荒地上，种满各种庄稼，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从我的鼻腔，穿过胸腔，再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呼出，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恢复我手足的强壮和灵巧，让手心的老茧重生，让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让汗水流淌过的脸上、手臂上、身上，都是盐渍的味道。

盐渍的味道不好闻，但扑实得很，非常的接地气，那感觉挺好的。

可是，我坐在6A座位上，动也动弹不得，突然觉得需要大口喘气，但浑身酸痛。

翻开的《西方哲学史》，又被旁边的电风扇吹起书页。

老先生没有和我讲过西方哲学，这不奇怪，一是我估计老先生并没有接触过西方哲学等学问，他所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二是我那时候太小，讲不了哲学。但是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西方哲学，这让我很奇怪。

阳光从云层上方，透过机舱的窗口照射进来，让我的眼睛迷离起来。想起河西村当时的那种超强的劳动强度，也终究让人感到后怕，虽然我只是见过，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或者劳动过。

邹国龙死的那一天，正是人们劳动了一整天回来的时候，狂奔了几里地，从公社回来，贱丑、驼辣子、衰有、瓜花子等人都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了，直接趴在地上。把邹国龙架在门板上，还是其他社员帮忙的。尽管月亮大如圆盘，亮如白昼，也没有把疯狗“收走”。到了半夜，确定邹国龙已经死了。

记得那时候，田间稻谷收割了，总有掉落田里的稻子，我们小孩子都会结伴去捡拾，邹国龙也会一起。倘若能够捡到一把，搓下来够一碗谷子甚至米，那简直就是很大的收获。如果捡到嫩一些的，还会放嘴里咀嚼，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向阳光就会露出满足的笑。

大人们挑着沉重的稻谷担子，挑回社公门晒，那里有三四块水泥地，那是村里唯一有水泥的地方。晒谷子，通常是年纪稍大些的女社员的事，年轻些的女社员和男社员一样在田里劳动。

到了“双抢”的季节，社员们都是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干到中午十二点回来，下午三四点再出去，中午那太阳实在太大了，毒辣得很，晚上又劳动到八九点回来。那样超强的劳动强度，现在只能想像一下。

没有这样的超强劳动，稻子不能及时收割上来，秧苗不能及时插下去，那一年的粮食收成就指望不上了，全村人，一家老小吃什么呀？

就这么简单，没什么道理可讲的。这就是劳动哲学。哪个农民都不会讲，但哪个农民都懂，而且都这样劳动着的。

当确定邹国龙真的死了，贱丑、贱丑娘终于放开喉咙嚎啕大哭，可谓撕心裂肺，哭声惊天动地。全村人一夜无眠，陪着流泪，帮忙着做这做那，打算后事。尽管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贱丑娘把全村人都骂遍了，但这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计较的。

这是村里人的善良。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