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大宋士大夫理应直言不讳，何必如此这般小心。子由，可是多虑了。”苏轼笑着挥手打趣苏辙，不以为然。

苏辙也期待着是他多虑了。

这次兄弟二人相聚的时日并不多，不过三五日苏轼就赶往湖州赴任。

只是苏轼在湖州赴任没多久，因上书《湖州谢上表》大祸临头。

大宋实行的是两府三司制，宰相只保留行政权，枢密院负责军政，而财政归三司。两府三司相互制衡，互不统属，唯有皇帝集权于一身，并设立了监察司约束朝臣。

监察司又称为御史台，而这些御史也可以称为台史、谏官，虽官职不大，却可以与宰相同朝议事，可闻风而奏。

御史台园中有不少参天蔽日的柏树，上边时常栖息着许多乌鸦，每日乌鸦‘呱呱’声不断，十分聒噪，世人也常称它为乌台。

御史中丞李定，是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后起之秀。他在很早之前就看苏轼不顺眼，视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原是秀州一判官，他本是家中一庶出子嗣，后来被记在嫡母名下，庶母离世时，他不认为自己是庶子出身，也就不用为其丁忧。

苏轼得知此事后，曾言他不报母丧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而司马光更是曾怒骂他枉为人子，禽兽不如。

可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提拔他做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宋敏求，知晓李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拒绝为他草诏；之后宋神宗又命第二位中书舍人苏颂起草诏书，也拒绝了；可奈何陛下与王安石坚持任命李定，第三位中书舍人李大临仍是拒绝为此人起草任命诏书。

只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宋神宗强化了皇权，朝廷已然变成了唯上是从的风气，御史台的官员也是随着官家的意愿随时更换。这几位中书舍人未曾按照宋神宗的吩咐行事，下场可想而知。

虽说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下台，可当时变法上位的那些人也逐渐形成了新的派系。朝廷之中的新派系正是需要树立威信的时候，他们便想拿旧党人物下手。

大文豪欧阳修死后，刚好苏轼隐隐成为了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李定等人就在苏轼上表的劄子里，牵强附会的找他们所想要的‘证据’。以苏轼上书的内容‘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为证据。李定等人认为，‘新进’这一词是在影射那些靠变法上来的无能之辈，而‘生事’则是暗示他们那些人喜欢惹是生非。

李定认为苏轼上表所写的内容，犯了四大罪状：一为不学无术；二是谩骂朝廷；三是蛊惑人心；四则是诽谤圣上。

要说苏轼被人上谏告罪这也不是第一次。

自变法以来，还有一人也曾上书告发苏轼，此人便是沈括，他和苏轼曾经在史馆一同为官。

沈括也是支持变法的一员，在苏轼被外放到杭州为官时，他曾去杭州考察新法。

苏轼当时客气有礼的招待了他，把酒言欢间，还作诗赠予他。甚至沈括在提出想抄录一些苏轼的诗词带回去拜读时，也是欣然答应的。

谁知沈括回京后，便将苏轼所作的那些诗词打上来标签，并向宋神宗告发苏轼。宋神宗看过之后，并不想惩治苏轼。一是他准备改制，恢复三省六部制，不想让新旧党争继续矛盾激化；二是他对于苏轼的才华十分的喜爱，故而并没有理会沈括的这次告发。

可这次李定上报苏轼的种种罪状，宋神宗心中也逐渐对苏轼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并下旨让御史台调查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