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这些行为,也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朝廷。
因为,与此同时,清电告在天津的李鸿章:“袁道遽欲下旗回国,转似与国失和办法,殊觉勿遽失体。希速电止,万勿轻动。”
这个时候,袁世凯离开朝鲜,已经不是李鸿章有权决定的事了。
李鸿章只能回电,要求袁世凯坚守。
袁世凯归心似箭,他不知道他的事已经通天,李鸿章已经爱莫能助。
还是一封接一封的给李鸿章发电:“某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惟惧辱使命,损国威。”
“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凌胁,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
李鸿章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说袁世凯离开的事他说了不算。只能对袁世凯的电报置之不理。
袁世凯见没有下文,死皮赖脸继续请求:“前以未认非属,故仍在差。惟倭胁韩欺华,韩请日变,消息全阻,凯坐视无益。韩、倭情形,惟凯深知,拟请调赴津禀商和战各情,冀可速了,迟则枝节愈多,更难着手。”
“倭昨又催韩派员议革政,限今午复,似非派不止,韩何能终持?且恐激生变。今又添兵至仁川千五百,决无和意。我欲和,应速以韩现情与倭商,冀可挽:欲战,应妥密筹。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悉,佐等和战。”
因为李鸿章也决定不了他的去留,不管他如何的挖空心思,终不能达成心愿。
7月三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提出改革內政五条,制度、法律、兵备、财政、教育无所不包。公然干涉朝鲜內政,拉开架式就是控制朝鲜。朝鲜被迫宣布改革。
所有改革举措,都有利于日本。使日本的各种行为,更加合法化。日本也就更加嚣张,更加有持无恐。
此时,作为驻外公使,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的尊严,必须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这是对驻外使节的最低要求。
所谓,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当兵的有几个不怕死?可冲锋号吹响了,都得冲锋,是职责所在。吃的就是这碗饭。
但是,袁世凯却不是这样。他听到了风声,日本认定,过去朝鲜所以拒日,就是袁世凯在从中作梗。这一次,不能轻饶了他。
有一段时间了,他吓得躲在公署,不敢出门。但公署也不保险。日本人的大炮已经对准了公署。
加之公署柴米缺乏,幕僚纷纷离去,袁世凯每日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因为不管他如何哀求,就是不准他离开,他毕竟没胆量擅离职守。
为了找理由离开,他可谓挖空了心思,再也找不到新由头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天降机会,他病了,病得还不轻。
于是,14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电:“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珍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忧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
电文发出后,还是没能得到希望的回音。到了这个时候,为了保命,大话,假话,骗人的话再也不敢说了。
16日又连发数电,几乎是声泪俱下,近乎哀求:“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信息,今已无可商通。各路将进兵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倭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乞速示。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义州、平平壤待轮,乞速示”
“頃接英领事知单,身及其妇并柏税司被日兵拦路殴打。日兵凶悍,毫无公法,稍迟,恐华人均难逃,乞速设法。”
既然知道,“在此华官民将尽为倭残辱”。做为驻外公署的最高长官,大难临头不为下属着想,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有这样的民族英雄吗?恐怕没有。非但如此,用老百姓的话说,连最起码的哥们义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