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打啊。本来想给你买个手机，你又不要。明天我给你买张IC卡吧，北京到处都是公共电话亭，用起来也方便。”阿龙说着，把手机递给木沙。

木沙接过手机，“我想去外面打。”

“你去吧。”

木沙来到巷子里，一颗心扑扑跳个不停，手心也沁了汗。她把手机用腿夹住，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才又抽出手机，咬咬牙，深吸一口气，拨通了木叶家的电话。

“喂——”是木叶的声音。

“是我。”木沙说。

“你呀——”声音是咬牙切齿的。木沙哑了。

“你还知道打电话来。我们还当你死了呢。”骂出来就好。

“我现在在北京。妈妈——还好吗？”

“你还有脸问啊？放心，没死。”木沙哽住，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你好自为之吧。”说完，“啪”一声，木叶挂了电话。

木沙听着“嘟嘟嘟”的忙音，呆怔了好一会儿。终于苦笑一声，收起了手机。真是的，这已经是最好的通话，你还在期待什么呀？难道还指望她们对你和颜悦色？

母亲没死，这就够了。

木沙回屋，把手机还给阿龙，“我也没有什么可联系的，电话卡就不用买了。”

“怎么了？你妈骂你了？”

“没有，挺好的。我只是不爱打电话，买张卡也是白费。”

“那再说吧。”

接下来的几天，木沙在家里洗衣做饭，阿龙出去拉客。

这是个星期天，天落起雨来，九月的天，已经是凉的了。木沙去包里翻自己带来的那两件秋天衣服，发现退回的车票钱。

外面的雨滴滴答答落在窗前，木沙想起了那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来。她突然有种想倾诉的冲动。

她首先想到的是萧萧，也许只有这个什么话都敢往外漏的女孩子才不会对她现在的处境大惊小怪。

但木沙又明白自己不可能什么都跟她说。

阿龙的手机没带，就落在床上。

可她不想打电话。

她想写信。是的，她想要不被打断、不被询问的倾诉。

她想起就在西站附近有座高楼，上面高耸着“邮政大楼”四个大字。也许那里就有信封邮票卖。

她把钱装进兜里，拿了伞，锁了门，来到外面，径直朝邮政大楼走去。

来到跟前，她又有些犹豫了。眼前这种庄严、冷清、肃穆的景象远非县里的邮政局可比。

可既然都来了，总不好立马就打退堂鼓。

她硬着头皮向门口走去。

“嗨，干什么的？”保安拦住她，没好气地问。

“我买邮票信封。”木沙的心里有了退意，怯怯地回道。

“这里不卖这些东西。”

“这不是邮政大楼吗？”

她看出保安有些好笑，又有些鄙夷，可终究耐心地回答说：“这是邮政大楼，不是邮政储蓄所，是行政办公的地方，不卖信封邮票。”

“哦，那哪里有卖的呢？”

“这我可不知道。”

这时，一辆轿车开来，保安便不再理她，赶忙去开伸缩门。

木沙只得悻悻地走开。

来到天桥上，木沙看着眼前的大楼出了会神，“邮政大楼不卖信封、邮票，真是奇了怪了。”

然而她心里清楚，奇怪的是自己。她也感觉出，眼前的大楼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脑，只负责下达命令，不负责执行操作。北京不是中国的首都吗？是不是也可以称作中国的大脑，那在北京的这些事物多半也是大脑般的存在了。

可自己是什么呢？乡巴佬、寄生虫，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占据立锥之地呢？

木沙感觉又迷惑，又泄气。

她灰头土脸地回到屋里。

她还是想倾诉，不光是倾诉，还是一种告别。

她盯着手机看了半晌，那上面，在那些最普通不过的数字后面，她还记得一个明确的组合，可以把她与那段逝去的时光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