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瞬间四十人被分成两个队伍，决定留下那一批被带去离我们几米的宿舍，说是宿舍实则就是教室改造而成。没过多久，只见那宿舍涌出许多人，他们边走边嘀咕：“这哪是人住的宿舍，十人一间，当我们是猪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想问却又想不起来要问的就是：宿舍几人一间？

那宿舍，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是从他们的描述中，已经足以令我退避三尺，对于我这种住惯大房子的人来说，这样的宿舍连空气都分不过来吧！

既要钱多又要住得好。我的天真开始凸现。

司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要返程都吓到了，着急忙慌地给中介打一个电话，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

我们登上车，按照原来的路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我们又回到广州市，路过了那个废弃工厂，我看过去，仿佛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满头大汗、站立不安、左顾右盼，等候着一份“救命”的工作。

到了地方，司机却不允许我们下车，把车紧闭。他扣留着我们所有人的身份证，我们想跳窗而出都不行。他说要把我送到中介手上。多么可笑啊！我们瞬间成犯人，不交代清楚罪状是走不了的。任凭我们怎样地胡闹，怎么地大喊大叫，车门还是紧闭，还有人声称要报警，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了。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们的身份证移接到了中介的手上，于是我们人也被中介“牵”着走。

三个年轻的中介坐在街边的公共板凳上，活像三个正义凛然审判犯人的法官，他们手上的那一摞身份证就是他们震慑心魂的法槌。他们开始询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干了，大家的理由五花八门，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

“这个苦我们不打算吃。”

中介们软硬皆施。他们说要给我们安排住宿，第二天再帮我们找工作，天上的馅饼掉得令人始料不及，以至于人心惶惶，再加上我们刚刚从山区的“魔爪”里脱离出来，此刻正被一层浓浓的谎言烟雾所笼罩。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拿上身份证立马走人，远离这几个该死的法官。令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个女生想要留下来，她是疯了吗？

我往后面看去，她背着缝缝补补的书包，头发有点点凌乱，白得有点发黄皱巴巴的短袖，领口那还留有几滴有些年头污渍；她的五官长得很标致，稍微打理一下就会很好看，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皮肤不白且缺少光泽，脸上还长了颗痦子。大家都回头看向他，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一只手的大拇指在挠着另一只手的手掌心。

她看到所有人都要走，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也被吹散了。最后她也离开了。我顿时悲观起来：“她应该很难吧！生活得很难吧！”

“要走可以，”正当中那位纹着花臂的中介抛出一句话：“每人交五十块，这是返程路费。”

“为什么是五十而不是三十，”我纳闷，“难道说一样的路线返程消耗的油量更多吗？，没理由啊，回来的人数还变少了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五十块。

突然，一个气急败坏的满脸红得像猴屁股的人说：“不是说全程只需要三十块吗？这是你们说的，怎么现在又多五十，诈骗吗？马后炮吗？我不交，我不会交。”不知为什么，他说完脸色立刻从红到煞白。

比起他，中介就显得稳重许多，他不慌不忙继续说道：“不交钱，身份证就别拿了。”随后往那刚才说话的同志瞪了一眼，那人脸色就变得更加苍白。

报警！报警！底下起哄一片像是在帮助被欺负的同志。

中介们波澜不惊、毫不畏惧带着嘲笑看着其中一人在拿着电话报警。过了十分钟，警官来了。中介们还是很硬气，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理的一方。我在一旁侧听，不知那中介说一句什么话，只见两位警官中稍年长的那一位突然脸上的青筋微现，声音极大地呵斥起来：“你们没有权力扣留别人的身份证，这个权力只有警官有。”

我们在一旁觉得大快人心：“不自量力，一个中介也想跟警官斗。”

警官不想多加耽搁，让我们自行商讨，两分钟后如果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就统统跟我去警官局做笔录。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还是我提出个中肯的建议：每人交三十，跟去时一样。当然，这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向欺骗行为低头，可是我们实在耗不起，我们的晚饭和住宿还没有着落。我们只好掏钱买时间。有时，钱与时间就这样一个关系，不是拿时间赚钱，就是花钱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