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仿佛那有一个隐形的键盘。

“哎，这个时候要是能有根烟抽抽就好了。”万历不无遗憾地想着。其实这时候烟草已经传入了大明，万历偶尔能从身边的一些太监头子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但他如今这具年轻的躯体已经没有烟瘾，也就克制住没再把抽烟给捡起来。

这阵子需要思考事情太多，处理张居正的致仕问题也让他觉得精神压力挺大，他才会又想着要来一根。

想想还是算啦，身体重要。万历舔了舔嘴唇，觉得日后发明个水烟壶出来倒是不错，把烟草搞成和食盐一样的专卖也应该可行。

至于眼下，前几个新法尚处在完善阶段，一时之间估计也无法用良好的社会反响来堵住那些意识保守的大臣们的嘴。而自己下一步最想推出的知识，就是基于阿拉伯数字的数学运算法则。

但数学在中国古代历来是很敏感的学科，人们很早就隐约意识到可以通过“数”来推演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理论思想中，也包含了这方面的认识。天象、运数之类都是不能随意揣度的，民间私人妄自预测天机很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历代官方推出的算学书籍往往就是鸡兔同笼这样的水准，以满足日常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为限度，再不会进一步深入。

当一个人饱读诗书，功成名就之后再在闲暇之余，把研究数学问题当做个人爱好来继续深入时，僵化的思维模式又使得这些人很难跳出传统理论的圈子，通过数学感悟出宇宙的真谛。这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积累过程，以古代的华夏传统社会意识大环境，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数学是抽象思维的基本手段，但如果不和具体的学科研究相互配套相互验证，光靠纯数学的理论知识是无法对社会产生有效推动作用的。就比如明代此时很多人的数学研究已达到了很高深的水平，但这些人也无法光凭数学方面的建树就意识到那些阴阳五行之类的宇宙理论存在问题。

所以万历觉得数学知识的普及，必须建立在学会如何运用数学知识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将量变有效的量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自然而然从感性转变为理性了。这个过程需要小心推进，厚积薄发。

要不先把这些系统性的知识放在一边，多搞一些小发明？

搞些抽水马桶、高压锅、望远镜之类的小发明，倒是个可以随意发挥的好方向，但万历还是否决了这个思路，目前拿出这些东西，明显无法产生自己所预期的社会效应，暂时还不是时候。

“还是应该从当前的需要着手。”万历提示自己，那么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无疑是人的问题。

拉拢内阁阁老，稳定朝堂局面，建立自己的基本班底，结束靠这种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赤膊上阵的窘境。如果可能，还应该尽快把枪杆子牢牢抓在手里。

想到这，不断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了下来。万历取出纸笔，开始拟定下一步的行动刚要。

按照古典的华夏政治思维体系，帝王行王、霸之道，除了儒家所提出的仁者无敌的“王道”，实际上面对即将到来的大争之世，帝王之道应该包含更多的法家思想，既所谓的“霸道”，强调“法术势”。

古典华夏文化中，礼代表一种社会秩序，儒、法两家同出此源，是维护”礼“的不同方式，各有侧重。后世儒家虽一门独大，但历代儒者往往都是从臣属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儒家思想也便慢慢演变成一门职业经理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