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淋漓地给学生讲课。
写板书时把备课本放在左手脉搏处,左手掌心托着课本,右手拿粉笔写板书,写了一会又看看书和备课本,接着再写。
“到底是新进老师,没经验,对教学内容不熟悉。”她一边听课一边摇头。
建宁前额密密麻麻地渗出更多小的、大的汗珠。
诡异的是底下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睡觉或者开小差的,都兴致勃勃地盯着黑板和林建宁,聚精会神地听课。
何主任一会看看林建宁,一会又看看学生,好不容易终于忍到下课铃响。
很明显她对她上课的能力表示怀疑和否定,对她的板书更是不满意。
她把林建宁叫出去劈头盖脸地训:“先别说板书写得怎么样吧,你手上拿着那么多东西,你确定学生不会被分散注意力吗?你要把要讲的知识记在心里啊!不能表现得好像你离了课本和备课本就讲不了课了。还有你举的那个关于什么闭花羞月的例子,简直是错误百出,你去查查词典闭花羞月是怎么翻译的?”
建宁一直一脸憨厚地听她训斥,听到最后一句时突然挠挠头来了句说:“可是我写在黑板的翻译就是牛津词典查到的啊!”
何主任好像没听见她说的话,见到前面的陈主任,马上叫住她:“是谁不经过试讲就招老师进来的,明年绝对不能发生这种事了!”
建宁窘迫地站着,等她们走远才敢挪脚走回教室,强撑着精神给学生继续上课。
她本以为下个星期三开会她会被点名批评,可是开会时何主任却只字不提。开完会她离开办公室时,在走廊撞见她,她却似笑非笑地对建宁说:“你上课时学生听课倒是听得很认真啊!”
建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莫名其妙。
听课事件过后,一切风平浪静,建宁渐渐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转眼到了期中,学校组织学生开座谈会。所谓的座谈会,其实就是叫各班班干部聚集到一起给他们上课的老师评课,每班派两个没有给他们班上课的老师收集学生意见。
建宁和一个男老师被派去聆听英语专业其中一个班的评课。
因为那个男老师家里有点事,就叫建宁自己搞定:“别跟领导说我没去啊!”
她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操作,学生可以挑老师的刺,她上大学时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
学生时代的她,大老远见到教她的老师,都会大声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恭恭敬敬地站定等老师走过才迈步继续走向自己要去的地方,哪里质疑过老师上课哪里上不好。
她不想当面听到这些学生说自己的老师哪里不好,就叫班干部们匿名把要提的建议和意见写下来。评教不到半个小时结束了。建宁拿着那些意见回到宿舍细细的看。
她发现学生对外语系其中一个系主任的课相当有意见。倒不是这个主任上课上得不好,而是主任上课经常迟到,有时候直接就不上了,事先又没告诉他们不上。
建宁想起这个新上任的主任招她进来的钟主任已经去了广东另一所高校另谋高就了给他们开会时强调的那些要按时上下课的话,还有逐个点名批评他们这些年轻教师时兴奋的表情。
好像恨不得手里拿一把铲子,掘地三尺把每个老师的缺点挖出来才肯罢休。
他点名道姓指责某某老师的发音不准,某某老师管学生管得太严了,某某老师上课听力方面上太多了,单词解释太啰嗦。
大概做了领导就忘记了自己也是教师,迟到缺课学生也会有意见的吧!
如果学生这么有意见,怎么主任不知道吗?建宁想了想,给李秀芳打了个电话,问她是怎么操作的。
李秀芳说她和另外一个老师约见座谈的那个班也有些班干部提的意见很偏激。不过她和另一个老师决定对这些太偏激的意见充耳不闻,只保留一些相对比较温和的意见:“有些学生简直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
建宁觉得这个办法可行,特别是学生对新主任的那些意见,她可不能直接上报,万一主任对她另眼相看就惨了。
她把那些意见用表格的形式整理好发给管教学的何主任和秘书,心里暗暗担心自己会不会也会被学生“人身攻击”。
好在下个星期三开系会时,何主任拿着那些意见逐个找老师谈话,并没有叫到她。
新来的五个老师,除了她和李秀芳,都被叫去谈话了。
其中一个姓覃的皮肤白得像刚从地里冒出的笋芽的女老师,估计是学生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何主任隔天亲自带着几个老教师去听课,听完课后把覃老师换去教其他班了。
再下个星期三开会时她并没有像新主任那样点名道姓地批评哪些老师上课上得不好,只说当学生和老师出现矛盾时,系里肯定先保护老师。“不过你们上课时要引导学生正确评课,叫学生先提优点再说缺点。”
评课事件很快就过去了。
十一月中旬她们几个新进教师要去省会芜宁市考高校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考试她在读大学时考过了就不用再考。
李顺安和张平虽然在读大时没考普通话等级,不过回到珉西大学分校九月底他们俩就一起参加考试并已拿到了证书。
只有毛国栋既不想考普通话等级考试,也不想去考高校教师资格证。
她们要考的高校教师资格证其实就是去试讲,试讲完了再回答考官提出的几个跟教学相关的问题。有些问题涉及到一些专业术语。要提交教案,试教的原文。
建宁大学学的英语专业不是师范方向的,所以她既不会写教案,也不知道试讲时到底有什么要求,更不懂什么教学术语。听去年来的老师说试教时要把自己讲的内容全部背出来,她考试前那个星期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要讲的内容闭着眼睛背了一遍,才敢沉沉睡去。
考完结果出来了,她意料之中没有通过,覃老师也没通过,李秀芳和另外两个老师通过了。
考不过教师资格证意味着那年她不能定职为助教,还是见习教师。
李顺安和张平都考过了,他们两个也是非师范生,建宁安慰自己他们过了而她不过的原因是他们不用全英上课,而她要。
也许自己上课上得真的不咋的吧!
他们见她没考过,不敢表现得太高兴,只安慰她说明年再考也不打紧,反正工资和课酬跟这个没有挂钩。
十二月初,老师们该出期末试卷了。建宁把自己从考试不过的阴郁心情中拔出来,振作精神跟另外三个一起上大学英语专科班的新进老师商量如何出卷。
她们都没有出卷经验,想想还是出上课讲过的内容为妙,将词汇题设成选词填空课本课后练习题有原题,阅读题设成问答题,答案可以从原文找到直接抄下来,翻译题也不敢考太难的,就设成部分翻译,例如让学生翻译句子“桌子上有一把雨伞”,题目如下“hereisanubrella在桌子上”,学生只需要写出“nheesk”即可。写作题目是“ybbies”。
考完试建宁昏天暗地改了两个星期卷她总共教了五百多学生。学生考出来的分数让她傻了眼:上六十分的不到十分之一。打电话问其他三个老师,她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她们只好写申请,申请教务处同意让学生卷面分35分就给过,因为她们统计过如果按35分卷面分就给过的话,挂科的学生大概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写申请时不敢写学生基础不好之类的话,只说是因为她们刚毕业没有教学经验才导致了大规模的考试不及格。
刚来学校被叫去招生办帮忙时,她看到她要打电话游说他们来珉西大学分校就读的考生分数,几乎没有一科是及格的,生源本身就差啊!
当然,这不能成为她们的借口,新主任开会时经常跟他们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申请递到何主任那里,何主任说教务处有规定,专科的卷面分要45分以上才能给过。
建宁偷偷去教务处办公室问了一下,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她们只好乖乖地按45分以上给过的规定给学生打了期评,那个学期有一半的专科学生大学英语1挂了科。
第二个学期开学后第三周学生补考。建宁又昏天暗地地改了十多天才把200多份试卷改完,登成绩又花了几天。李顺安和毛国栋时不时过来嘲笑她几句:“谁叫你抓那么多学生补考。”
李顺安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考试前把范围缩小了告诉学生,叫他们复习,哈,期考时才有几个学生考不过要补考,我早就弄完啦!”
毛国栋一语惊人:“听说你们系的某某老师每学期上课第一节课就跟学生说只要上他的课,就不可能有学生挂科。你问问他怎么做到的啊!他可是全校炙手可热最受学生欢迎的英语老师呢。”
建宁开会时也听黄主任说过某某老师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叫她们新进老师多向他学习。
为此上学期她一有空就去听老教师的课,她已经去听过这个老师三次课了。
他讲话很幽默。
大概是因为这样,学生很喜欢他,谁不喜欢一个让你笑的人呢?因为喜欢他,所以爱屋及乌喜欢学英语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喜欢学那成绩肯定好了。
建宁觉得这样推理是对的,要不然她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她们出了那么简单的题,同样基础的学生,他的就能够全部通过,而她们的却挂了一半。
没有学生补考多省事啊!不用监考不用改卷不用登成绩,反正学校又不因为学生补考你要多干活而多给你发钱。期末停课了改卷登成绩即使熬夜了也无所谓,因为第二天不用六点半爬起床去上课,可是眼下她又要备课又要上课又要改卷。
好在半个月过后她终于把补考这件事搞定了。因为好像教务处没有规定补考多少分给过,所以她们商定只要分数不是个位数都打60分。这样她教的大多数学生都过了,只剩下十来个实在无药可救的考了个位数的学生没过。
这十来个学生只能等到毕业时再进行一次清考,到时还过不了的话毕就拿不到毕业证啦。
第二个学期跟第一个学期差不多,建宁还是认认真真地备课,上课扯着嗓子讲课,还在建设中的教学楼准备封顶,估计很快就可以不用扯着嗓子讲课了。
新来的系主任有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开会时提到外语系外聘的那个老教授退休后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任教,儿女都不在身旁很孤单,希望系里的老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多去他那里串串门,陪陪他。
星期五建宁接到团高官的电话,说她约了另外两个教师一起去探望老教授,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建宁迟疑了一下说好。第二天她们四个拎着水果,牛奶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健品去看望系里唯一的一位教授。
老教授看到她们很开心,分别要了她们四个的电话号码和邮箱,说有空可以私下多联系。他嘱咐她们一定要做科研多发论文,要不然就评不了职称。
“在高校你不搞科研和教改项目不发论文是不可能往上走的。当然你们都是本科生,将来本科生肯定在高校立足不了。你们能来这里是你们幸运,赶上了今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急需大量的教师。”
回来的路上建宁感到心情沉重。她的高校教师资格证还没考下来,每周的课时又多,每天忙着备课上课,如果还要搞什么科研教改立项发论文,一来她不知道怎么开始,二来她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时间做关于读研,她觉得老教授说的话不无道理,她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出来教专科生确实有些吃力。
这时她无比后悔读大学时心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沉下心来学习,现在出来工作了才觉得所学到的知识根本就不够用。
比如说有一节课她把“skarke”翻译成了旧货市场,底下有一个上课非常认真听课的学生连忙纠正她:“老师,那个是股票市场”。幸好她脑子转得快马上说“hankyufrrreingyisake”,把自己从窘迫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课后她回到宿舍拿牛津词典一查,果然“sk”除了有“存货”的意思之外,还有“股票”的意思。
她窘了好久。
自此以后备课时只要发现根据自己以前所知道的单词意思根本译不通顺时,她都要捧起厚厚的词典查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保持着备课备到零晨一两点的习惯的原因,太多东西她不懂了。下午不用上课时就补觉,要不然身体可吃不消。
回到读研的问题上,她才刚工作了九个月,每个月1600块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去年过年又花了一些,终于领工资了总不能没点表示吧?她给家人,亲戚都买了礼物,给亲戚的小孩都打了红包,过一个年就花掉她两个月的工资了。
到目前为止,她口袋所剩无几,又回到毕业时一穷二白的日子了。她打听过了,在职研究生班的学费一年差不多要一万块,她现在肯定读不起。
她开始隐隐觉得想稳稳当当地做个高校老师也是很有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