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勐地想起家乡的来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火夫宰羊割肉时，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仅有十里路。但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撤上细盐、葱花和姜末，双手捧给刚来到灶旁的大帅。

忽必烈抓起肉片送进口中，接连几碗之后，他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地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生擒敌将。

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回厨师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左料，涮后鲜嫩可口，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忙上前说道：“此来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众位将军以为如何?”从此，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

元军南下逼近临安，文天祥召集幕僚开会商讨对策，文天祥道：“事已窘迫，如之奈何？”座下一人康慨应对“一团血”，文天祥问他“什么意思？”“相公既死，我们也不独活，大家共赴国难”。

文天祥笑了，他讲了一个故事：过去有个叫刘玉川的人，爱上了一位名妓，两人情意绵绵，海誓山盟白头到老。这位名妓闭门谢客，一门心思放在刘哥身上。后来刘哥及第拜官，名妓认为刘哥必定会带上自己一同赴任。不想刘哥担心影响不好，就忽悠她说，纪委规定不能携带家属，你我情深意切，既然不能长相厮守，我愿意和你共赴黄泉。名妓说好。刘玉川马上置办了毒酒。信誓旦旦地说，感情深一口闷，你先来吧。小三接过毒酒一饮而尽，再看刘哥时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小三殉情而死，而他却心满意足地赴任去了。

文天祥讲这个故事，是不相信个个都会言行一致。果然，跟随文天祥转战南北颠沛流离的幕僚一共有七人，这些人有的望风而逃，有的死于乱兵之中，还有的投降元军了。文天祥兵败被执后，让手下一个叫孙礼的人携带诗书告别诗友，并给他家里报个信，不曾想孙礼苟且偷生不辞而别。只有一个叫刘荣的人不离不弃，甘冒斧铖一直陪伴在左右。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右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右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被杀，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右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回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德右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右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显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显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

赵显到了北京，忽必烈很快召见了他，封他为瀛国公。全皇后、谢太皇太后都封了爵位，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安置。南宋不同于金国。蒙古人对南宋并没有直接的仇恨，金国被蒙古所灭后，完颜皇家宗室被全部杀死，一个也没留。

赵显和他的母亲在北京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处处被监视着，时刻得不到自由。

可以肯定，在北京的幽禁生活是枯燥而单调的。而赵显被俘后的历史记载又十分的少，只有些零零散散。据记载，1282年，赵显已经12岁，从北京被遣送到上都开平生活了6年。1288年，忽必烈“赐瀛国公赵显钞百锭”。

忽必烈忽然不打算再养着他们娘俩了，为他们找了个“有前途”的职业：瀛国公赵显学佛法于土番，全皇后出家为尼。一对母子都被安排出家，从此骨肉分离，天涯各自。

赵显出家学佛的地方是土番，即西藏。其后汉文史籍再也没有了记录，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踪迹。赵显十九岁到西藏喇嘛庙里出家，得法号“合尊”，皇天不负有心人，不数年，赵显在藏佛界崭露头角，成为把汉文佛典译成藏文的翻译家，并且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成为当时西藏的佛学大师。

公元1323年，宋恭帝才结束了他的喇嘛生活，也结束了他47年的俘虏生活，这一年他54岁了。算下来，他在西藏定居了35年，其间再也没有踏入过中原那片魂牵梦绕的江南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