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柱子在洞底喊出朱砂之后，老周直起身来，把沾着朱砂碎粒的手掌在裤子上蹭了蹭，转头看向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旁边堆着的编织袋扬了扬下巴。我明白他的意思——朱砂完好，椁室密封，这座墓两千年来没人进去过。但现在还没到撬券顶的时候，盗洞要继续往下打，打出来的土得有人运走。

我把帆布工具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只留手电筒和一包火柴，然后把编织袋拎起来扛在肩上。编织袋是昨天从县土产店买回来的，每条能装五六十斤土。我肩上这条已经装了半满，压得我身形往下一沉。

从酸枣林到河滩的散土路线，老算盘带我踩过两遍。走冲沟底，绕过废弃砖窑，穿过一道干涸的引水渠，最后到三里外的河滩。这条路白天走很轻松，但摸黑扛着几十斤土走完全是另一回事。冲沟底堆着碎石和干泥块，踩上去哗啦啦响，每一步都得先用脚尖探一下地面，确认踩实了才敢把重心移过去。解放鞋的鞋底薄，碎石硌得脚底板生疼。

北风停了。老周说过，风停了对打洞的人好——盗洞里不灌风，二柱子干活不冷；对散土的人却不好——没有风声盖着，脚步声和编织袋蹭过酸枣枝的声音会传得比平时远。我把步子放得更轻，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听听四周的动静。沟壁上的黄土崖壁在黑暗里像两道沉默的墙，偶尔有一只夜鸟从头顶扑棱棱飞过，吓得人心头一紧。

三里路，扛着半袋土走了快两刻钟。到河滩的时候，肩膀被编织袋的粗糙纹路磨得火辣辣的。我把袋口解开，抓着袋底两角往上一掀，湿土哗啦一声倾在河滩上。河滩上本来就有碎石和干泥，新土混进去颜色差不多。但老周教过我——散土不能倒成一堆，得撒开，撒得跟没撒一样。我蹲下来，把土堆用手拨散，又抓了几把干枯的芦苇叶子盖在上面。站起来退后几步，用蒙了红布的手电筒扫了一遍，看不出痕迹，这才扛着空袋往回走。

等我回到酸枣林，盗洞又往下打了近两尺。二柱子从洞里甩上来的土已经堆成了一座小丘，在蒙了黑布的马灯微光下冒着淡淡的土腥气。老周蹲在洞口，正用手铲刮洞壁上的一处凸起，动作极轻极慢，像用剃刀在刮一张薄纸。他看见我回来，把空编织袋递给我，又朝土堆努了努下巴。

第二趟。我把土装满，扛上肩，走冲沟底，绕砖窑，过引水渠，到河滩撒掉。回来的时候在冲沟口碰上了老算盘。老算盘蹲在那块半人高的大石头后面，紫砂壶搁在脚边，壶嘴里没有冒热气——茶早就凉透了。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眼睛一直盯着东边进村的路。

“第几趟了？”他压低声音问。

“第二趟。”

“散完第三趟歇一歇。散土这活急不得，越急越容易在路上掉土渣。掉一溜土渣就等于给公安画了一条箭头。以前有个同行，手艺不错，就是散土偷懒，把土撒在洞口旁边的山沟里。结果第二天一早被上山砍柴的老头看见，报了派出所。判了十二年。”

第三趟。这一趟编织袋装得特别满，足足有六七十斤。我蹲下来把袋口扎紧，咬着牙扛上肩。走到砖窑附近时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碎石，整个人往前踉跄了两步，膝盖跪在碎石地上，编织袋从肩上滑下来砸在旁边。幸好土没撒——袋口扎得紧，只从缝隙里漏出几粒湿土。我趴在地上把漏出来的土一粒一粒捡起来塞回袋子里，重新扛上肩继续走。膝盖火辣辣的疼，棉裤磨破了，里头大概磕破了皮。

第四趟。第五趟。第六趟。

盗洞口堆着的土山终于被我一袋一袋搬空了。最后一趟回来的时候，我把空编织袋叠好放在酸枣枝下，蹲在洞口大口大口喘气。两条腿酸得发抖，手指头因为一直抓着编织袋的粗糙布面，指关节僵硬得伸不直。左肩的棉袄被磨得发亮，里头的棉花都挤到一边去了。

老周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桂花姨灌的热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早就凉了，但那股凉意顺着嗓子眼往下走，比什么都解渴。老周蹲在我旁边，把马灯芯拧亮了一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他的目光在我磨破的膝盖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我的左肩。然后他站起来，说了一句：“还行。头一回散土，路上没掉土渣，袋口没松过，回来还记得把空袋叠好。你散土这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