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算盘把信递给我之后，坐在马扎上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把紫砂壶端起来，发现茶已经彻底凉透了，也没续热水，就那么端着，眼睛望着街对面那排灰扑扑的店铺，目光空空的。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他头顶上摇晃，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邙山那边黄土的干腥味。

我以为他还要再嘱咐什么——他一向是这样，说一件事要翻来覆去叮嘱好几遍，生怕我记不住。但这次他没有。他把紫砂壶搁在膝盖上，转过脸来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明天一早，我跟你一起去。”

“您也去？”我愣了一下。老算盘之前说过，他每年都去看老周，但从来不在老周那儿过夜，当天去当天回。而且他腿脚不利索，走远路吃力得很，平时连古玩街到老魏面馆那几步路都走得慢悠悠的，从县城到邙山后沟村好几十里地，他受得了吗？

“不是送你，”老算盘把脸扭到一边，不看我，“我也有阵子没见老周了。上回看他还是开春的时候，这都快入冬了。他那腿一到冬天就疼得厉害，不知道有没有按时吃药。我去看看他。”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知道不是。这半个月的相处下来，我渐渐摸清了老算盘的脾气——他越是心里有事，嘴上就越是不当回事。他说“去看看他”，其实就是放心不下那个瘸了腿的老兄弟。也许他还有另一层心思：他把我带过去，就等于给我做了担保。老周可以不给我这个毛头小子面子，但不会不给他几十年的老兄弟面子。老算盘是拿自己的老脸在给我铺路。

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我跟老算盘非亲非故，认识也就一两个月，他教我认东西、请我吃面、给我写引荐信，现在还要亲自陪我跑一趟。这世上能这样对你的人不多，碰上一个就得记一辈子。

“那明天几点出发？”我问。

“五点。”老算盘站起来，弯腰去拎他的旧木箱，“你到古玩街口等我。别太早，也别太晚。五点整，晚了我不等。”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得像锅底，我就起来了。我娘还没醒，灶房里冷锅冷灶的，我摸黑穿好衣服，把老算盘那封信从枕头底下拿出来，跟信用社的催收通知单一起放进贴身的内兜里。两张纸并排搁着，一张是债，一张是路。我不知道这条路走下去能不能把债还清，但至少是一个方向。

然后我轻手轻脚地推出三轮车，在晨雾里蹬出了村口。

从我家到县城古玩街二十里土路，平时骑一个钟头，那天我骑了不到五十分钟。到街口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东方天边只泛了一小片鱼肚白，剩下的天空还是深蓝发黑的，几颗残星挂在天边，像碎了的冰碴子。古玩街空荡荡的，槐树在晨风里沙沙响，地上落了一层薄霜。街口的早点铺刚开门，老板正在往煤炉里添煤球，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脸上。

老算盘已经到了。

他站在槐树底下，背着我，正抬头看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他今天换了身干净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有点发白了，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领口的风纪扣也系上了。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鞋帮子刷过，但还是能看出穿了有些年头了。右手拎着那个旧木箱，左手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两瓶酒和两包点心，酒是玻璃瓶的，标签上写着“洛阳大曲”，点心的油纸包上用麻绳扎着十字扣。他这身打扮不像是去串门，倒像是去走亲戚。

“大爷，您这么早。”

老算盘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我穿的是我娘给我做的那件新棉袄，虽然臃肿，但暖和。脚上也是解放鞋，鞋底子厚，走山路不硌脚。他看了看，没说满意也没说不满意，只是“嗯”了一声，把手里的网兜递给我。

“拎着。酒别磕了，老周最好这一口。”

我接过网兜，小心地放在三轮车斗里，用一块破棉被垫着。老算盘走到三轮车旁边，看了看车斗，又看了看那个硬邦邦的车板，皱了一下眉。

“您坐车斗里吧，”我把昨天特意准备的麻袋片铺在车斗里，“垫了这个，不硌。就是风大，您把领子竖起来。”

老算盘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自己这把年纪坐三轮车斗有点掉价，但看看天色，再看看那条漫长得看不到头的土路，最后还是点了头。我把三轮车扶稳，他一手拎着木箱，一手扶着车帮，抬腿跨进车斗里。那条左腿明显不太灵便，上车的时候膝盖打了一下弯，差点绊倒。我想伸手扶他，他已经坐稳了，把木箱搁在腿边，两手抄在袖子里，说了句：“走吧。”

我跨上车座，脚蹬子一踩，三轮车吱呀吱呀地驶出了古玩街口。

从县城到邙山后沟村的路，我虽然没去过，但大方向是知道的。沿着县城北边的土路一直往邙山方向骑，过了两个镇子再拐进山里。老算盘坐在车斗里给我指路，他认得路，但指路的方式很特别——不说路名，说地标。“看到那棵歪脖子枣树往左拐”、“过了一座石桥再骑三里地”、“前面有个烧砖的窑，过了窑就是石子路”。这些地标对他来说比路名管用，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候在这一带走南闯北，记得的都是这些不会变的东西。

出了县城，路两边的景色渐渐开阔起来。十一月的豫西农村，地里种的全是冬小麦，麦苗刚出土不久，嫩绿嫩绿的，在灰扑扑的黄土坡上显得格外扎眼，像一块块绿毡子铺在黄色的地上。麦田一望无际，从路边一直铺到远处邙山的山脚下，风一吹，麦苗翻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远处的邙山山脉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山脊线起起伏伏，像一群蹲在地平线上打盹的巨兽。我一边蹬车一边看着那片山，心里想着老周就住在那山脚下的某个村子里，忽然觉得那片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看邙山就是邙山，现在看邙山，觉得每一座山包底下都可能埋着东西。

老算盘坐在车斗里，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我偶尔回头看他一眼，他正望着路边的麦田发呆，风吹得他花白的头发一翘一翘的。他的木箱搁在腿边，一只手搭在箱盖上，那姿势像是在护着什么宝贝。

“大爷，”我打破了沉默，“老周是个啥样的人？”

老算盘收回目光，想了一会儿，说：“你见了就知道了。”

“您总得给我透个底吧，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他又想了想，这次想的时间更长一些。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你见过邙山上的酸枣树没有？”

“见过。”

“就是那个样子。”

我当时没太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邙山上的酸枣树长在黄土崖壁上，根扎得深，枝干硬，浑身是刺，风刮不倒，雨冲不走，太阳晒不死。你看着它好像枯了，第二年春天又冒出新芽来。老周就是这样的人。

土路越往北越窄，越往山里越颠簸。过了第二个镇子，路两边的麦田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一片的荒坡和沟壑。黄土崖壁上长满了枯草和酸枣棵子，偶尔有一两只野兔从草丛里窜出来，飞快地跑过路面，钻进另一边的沟里。空气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硬，刮在脸上像细砂纸在磨。我把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使劲蹬车，腿肚子开始发酸。

车斗里忽然传来老算盘的声音：“前面那个路口往右拐。”

我按他说的拐进一条更窄的土路。这条路连砂石都没铺，就是纯粹的黄土路，被拖拉机和牛车碾得坑坑洼洼，三轮车走在上面颠得叮当响，车斗里的网兜跟着晃来晃去，我赶紧伸手扶了一把，怕酒瓶子磕碎了。路边是一条干涸的引水渠，渠底裂了缝，长满了枯草。再往前，能看到一片不大的杨树林，树叶子全落光了，只剩下一排排白花花的树干，整整齐齐地立在路两边。

“快到了。”老算盘说。

果然，过了杨树林，一个村子就出现在眼前了。

后沟村不大，窝在邙山北麓的一个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从远处看只能看到一片高高低低的屋顶和几棵老槐树。村子安静得不像话。是那种深山老村里特有的静——不是没有人烟的荒凉，是有人在住但声音都被大山吸走了的那种沉静。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从村子深处传出来，又很快被风吹散了。村口的土墙上刷着一条褪了色的标语，字迹模糊得只剩下“计划生育”四个字还能勉强辨认。土墙根下蹲着个老汉在抽旱烟，脚下卧着一条黄狗。黄狗看见我们的三轮车，懒洋洋地抬起头瞄了一眼，又把下巴搁回爪子上，连叫都懒得叫一声。

“就是这儿？”我把三轮车停在村口。

“嗯。”老算盘从车斗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拎着木箱跨下车。他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往村里望了望，那个神情不像是客人，倒像是回自己家。他在槐树底下站了几秒钟，然后朝村里努了努嘴，“往里走，最东头那个院子，门朝东开的那家。”

我推着三轮车跟着他进了村。村里的路是石板铺的，年头久了被踩得光滑发亮，石板缝里长着干枯的青苔。两边的房子多半是石头砌的，也有几户是土坯房，院墙不高，探出头就能看见院子里的情形。有一户院子里堆满了玉米秸秆，金黄金黄的；有一户院子里晾着一绳子的干辣椒，红艳艳的；还有一户院子里传出来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放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常香玉的唱腔在安静的村子里飘荡，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年代感。

村里人看到老算盘，有认识的朝他点点头，叫一声“老马来了”。老算盘就点点头，也不停脚，径直往村东头走。看来他确实是常来的。

到了村子最东头，老算盘在一座院子前面停住了。

院子不大，石头垒的院墙只有齐腰高，墙头上长了一层暗绿的青苔。院门是几块旧木板拼的，没上漆，木头被风吹日晒成了灰白色，门缝宽得能伸进一根手指头。门朝东开，正对着远处的山坳。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几只母鸡在墙角刨土，咯咯咯地叫着。院子当中蹲着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我们，蹲在地上，正在磨什么东西。穿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条瘦但结实的小臂。他磨东西的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带着一种不急不躁的节奏。金属摩擦石头的声音刺啦刺啦地响，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

“老周。”老算盘站在院门口，声音不大，但很稳。

那人手上的动作停了。他抬起头，没有马上转身。然后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起身的动作有点吃力，左腿是直的，不能打弯，只能靠右腿发力。站起来之后他转过身，面朝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