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后,郭禹颉拿着内务局回文进了医舍。净衣廊旧剪口册还在,但只存了三月初五前后三页,内值册则没有找到。沈婉清先看回文末尾的存放地点,确认册子没有从宫外调入,才叫李卓苒与他一道去取。
“一份在内务局,一份在医署旧档。”赵明月把两处地址抄下,“昨晚钥匙簿只留姓,今早照看册缺页,剪口册恰好剩三页。谁整理的旧档,倒像专挑好用的留。”
“也可能是历次搬库时自然散失。”郭禹颉道,“先看纸边,不先猜人。”
内务局存册的管事让人把旧剪口册从柜里取出,册子外包一层粗布,里面夹着一张薄木片。木片上用墨写着“净衣廊,不记领用人”,下方有两个旧印。管事说这册原本按布类登记,三月初五那几页曾被抽出做过核对,后来夹回时没有补上缺页。
李卓苒翻到当日的记录。两行字中间隔着一道浆痕,一行写“北棚湿褥一床,送洗”,下一行写“婴衣一领,入架”。二者隔了两个时辰,墨色不同,接收栏也不是同一个人。页边各有一个被刀削过的方框,像是原来贴过签条。
“这里的‘婴衣’是尺寸,还是用途?”沈婉清问。
管事取来一块留存的旧布牌:“衣物尺寸按成人、幼童、新儿分。‘婴衣’是新儿尺寸,不代表当时有人穿。入架就是放进货架,只有发给哪处,才会再写一道领出。”
赵明月用指尖点着那行字:“那三月初五这件衣裳最后发给谁了?”
管事摇头:“这册里没有发出记录。只记收到一领。”
郭禹颉把它与先前核过的药库记录对照。旧药库单子写“婴衣一领,接收人陈”,净衣廊册则写“入架”,两边的时间相隔一个时辰,入库位置也不同。李卓苒把两页并排,发现旧药库那边的“陈”字旁有一粒方形墨点,净衣廊的登记栏里也有相同记号。
“这粒点是什么意思?”她问。
管事看过后说,旧库有两名陈姓当差人,一个在医棚跑药,一个在衣物架看收发。小点是内务局旧例,用来区分同姓的经手人;医棚那位写在点左边,衣物架这位写在点右边。后来抄成一行时,方框被裁掉,姓氏便看不出差别。
“那陈女使没有收过这领衣?”赵明月问。
“我没法这么说。”管事将册页转过来,“旧药库的名字在点左边,净衣廊的名字在点右边。两者可能是不同的人,但这册不能证明婴衣交给了谁。它只证明衣物收到后进了架。”
李卓苒请他把这条旧例写进查验意见。管事却说自己接手时,方形墨点已经有人重描过,无法确定它从未被改动。郭禹颉没有让他判断新旧,只拓下那一页的方框边缘,交给另一名保存旧衣账的书吏比对。
两名书吏各自核验后都指出,裁掉方框的是后来的抄录,不是原册破损。原有两粒墨点的落位不同,印泥边缘也被压在旧浆之下;如果不把方框恢复,两个陈姓经手人就会挤进同一个名字栏。礼部书吏当场在副本上补回“左点”“右点”,注明它们只区分岗位,不替任何一人认物。
赵明月看着纸上多出的两个小点,低声说:“这回总算有个实处。”
“有实处的是裁框和登记习惯。”沈婉清道,“衣服仍然只到过架上。”
管事找出当时负责衣架的老女使。她姓陈,众人按旧称叫她陈姑,已从内务局退下多年。她听说有人要问一领婴衣,先问衣物是否还在,再问他们是不是来找孩子。沈婉清说只核她的工作记录,不会问她认人。
陈姑从住处取来一枚已经褪色的木牌。木牌正面刻着“衣架西二”,背面留有一行小字“新儿衣待配”。她记得三月初五收过一领窄袖小衣,送来的人把牌子放下就走,没说给哪一处,也没带走旧衣。她照规矩把衣服挂在西二架,等候后续领用。
“你记得那个人是谁吗?”郭禹颉问。
“不记得脸。衣架收衣时,只看木牌和数量。若缺一件,我就只报少一件。”陈姑说,“那会儿新儿衣不常用,架子上也备了几套,免得临时找不到。我不能说送来的那一领后来给了哪个孩子。”
赵承珩问她是否见过那件衣服穿在婴儿身上。陈姑摇头:“没有。它在架上待了至少一夜,第二天我轮休。之后是谁领走,账上没有记。”
“那为什么旧库写接收人陈?”赵明月问。
陈姑把木牌翻到背面:“我的姓在点右边,是衣物架收货。若当年的原单只有一个陈字,别人把我和陈女使并成一个人,是抄录出了问题。可衣服最后有没有领走,我不知道。”
她按要求在口供里写下:曾经收过一领新儿尺寸的小衣,按数入架,未见婴儿,无法辨认送衣者;此后轮休,去向不明。她看着自己的证言,提醒书吏“轮休”二字必须保留,免得有人把她写成整夜守在衣架旁的人。
郭禹颉没有立刻收起口供。他把“至少一夜”四个字圈出来,又让书吏另取当日的货架盘点薄。陈姑听见要查盘点,先说那些薄册只记衣物类别和数目,不会记送来的人。她说得很快,像是怕有人把一笔粗账当成人证。李卓苒便让她先看册,不要求她替旧记号作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