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车慢悠悠地走在土路上,车轮碾过冻硬的车辙,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赶车的是邻村的老汉,话不多,只是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味混合着煤尘味,在寒冷的空气中飘散。祁林坐在煤块旁边,看着路两旁掠过的荒凉田野,心里盘算着。
干枣生意可以做,但需要本钱。他现在全部家当加起来不到十块钱,收不了多少货。得想办法尽快周转。
还有柿饼。秦村后山也有几棵老柿子树,往年柿子熟了没人摘,都烂在树上。如果能摘下来做成柿饼……
驴车晃悠到秦村村口时,太阳已经西斜,天色开始暗下来。祁林谢过老汉,把煤块卸在路边,分两次背回家。
第一趟背了五十斤。煤块沉甸甸地压在肩上,粗糙的麻袋磨着脖颈。走到自家院子门口时,他看见父亲正蹲在窑洞前劈柴。斧头起落,木屑飞溅,发出沉闷的劈砍声。
“爹,我回来了。”
父亲抬起头,看见他背上的煤袋,愣了一下:“这……这是煤?”
“嗯,买了点煤,冬天烧炕用。”祁林把煤袋卸在墙角,直起腰,肩膀火辣辣地疼。
父亲放下斧头,走过来,伸手摸了摸煤袋,又看了看祁林,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花钱了。”
“该花的。”祁林笑笑,“我再去背一趟。”
第二趟把剩下的五十斤背回来时,母亲已经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等着。看见祁林,她眼圈有些红:“累坏了吧?快进屋歇着,娘给你热点饭。”
“不累。”祁林把煤放好,从怀里掏出那个还温热的烤红薯,“娘,这个您和爹吃。”
母亲接过红薯,手有些抖。烤红薯的香甜气味在寒冷的院子里飘散,带着一种久违的、属于“好日子”的味道。
那天晚上,祁林家窑洞的烟囱第一次在初冬的傍晚冒出了煤烟。烟是青灰色的,在渐暗的天色中袅袅升起,混入秦村零星几缕炊烟里。煤块在炕洞里燃烧,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橘红色的火光透过炕洞门缝映出来,在窑洞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炕热了。
祁林把剩下的山货钱交给母亲时,母亲数着那三块多钱,手指一直在颤抖。父亲蹲在炕沿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在温暖的空气里缓缓上升。煤火的热气渐渐弥漫开来,驱散了窑洞里积攒了一整个秋天的阴冷潮气。母亲起身,从破木箱里翻出一块旧布,小心地把钱包好,塞到炕席底下。
“林啊,”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钱……来得不容易吧?”
“爹,没事。”祁林坐在炕沿另一边,“就是跑跑腿,动动脑子。比种地轻省。”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村里……有人说闲话了。”
祁林心里一紧:“说啥?”
“说你……不务正业。”父亲的声音很低,“说你好好的地不种,整天往县城跑,不知道捣鼓啥。”
窑洞里安静下来,只有煤火燃烧的细微声响。母亲担忧地看着祁林。
祁林笑了笑,那笑容在煤火的光影里显得有些模糊:“爹,娘,你们信我不?”
母亲立刻说:“信,咋不信!”
父亲没说话,只是用力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我儿子,我咋不信。就是……就是怕你吃亏。”
“不会的。”祁林声音很稳,“我知道我在干啥。”
那天夜里,祁林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听着父母均匀的呼吸声,很久没睡着。窑洞外风声呼啸,但窑洞里温暖如春。这种温暖,是实实在在的,是用他赚来的钱换来的。他想起前世那个寒冷的冬天,父母蜷在冰冷的炕上,盖着破旧的棉被,母亲疼得整夜呻吟,父亲唉声叹气。那时候,他除了绝望,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不一样了。
第二天,祁林起得更早。
他先去了一趟后山,找到那几棵老柿子树。树上的柿子已经熟透了,橙红色的果实挂在光秃秃的枝头,在晨光中像一盏盏小灯笼。有些柿子已经软烂,掉在地上,吸引了几只麻雀啄食。祁林摘了几个还硬的柿子,用衣襟兜着带回家。
他按照前世模糊的记忆,尝试做柿饼。
先把柿子洗净,削去外皮,然后用麻绳拴住柿蒂,一串串挂在窑洞檐下通风的地方。黄土高原冬季干燥寒冷,正是晾晒柿饼的好时候。母亲拄着拐杖出来看,好奇地问:“林啊,这是做啥?”
“做柿饼,娘。”祁林一边忙活一边说,“晾干了,能卖钱。”
“这玩意儿……有人要?”
“有,县城有人收。”
母亲不再问,只是站在檐下,看着那一串串橙红色的柿子,在初冬的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风吹过,柿子轻轻晃动,像一串串风铃。
接下来的几天,祁林更加频繁地往返县城。
他不再只卖山货鸡蛋,开始有意识地收购干枣。先是把秦村几乎人家去年存的好枣子收上来,价钱给到五毛五一斤——比市场价高一毛五。村里人一开始不信,直到看见祁林真金白银地掏钱,才纷纷把家里舍不得吃的存枣拿出来。
“祁家小子,你要这多枣子干啥?”有人问。
“县城有亲戚要。”祁林总是这么回答,不多解释。
他收枣子很挑,只要个头大、肉厚、品相好的。那些干瘪瘦小的,他摇摇头不要。几天下来,收了大概五十多斤,花了将近三十块钱——几乎是他全部的本钱。
母亲看着他把一袋袋枣子背出去,心疼得直哆嗦:“林啊,这要是卖不掉……”
“卖得掉,娘。”祁林语气笃定。
他把枣子背到县城,通过周师傅的关系,果然找到了供销社采购科的人。验货,过秤,结账。五十斤枣子,六毛六一斤,一共三十三块钱。刨去成本,净赚五块五。
拿到钱的那一刻,祁林的手心有些出汗。五块五,不多。但这是第一次,他用“倒买倒卖”的方式赚到了钱。虽然只是小打小闹,虽然冒着风险,虽然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成了。
他用这五块五,加上之前剩的一点钱,去布店扯了十二尺深蓝色棉布,又去弹棉花的地方称了三斤旧棉花。一共花了四块八。
回家那天,他把布和棉花交给母亲时,母亲愣住了。
“这……这是……”
“娘,您和爹该做身新棉袄了。”祁林说,“旧的都穿了多少年了,不暖和。”
母亲摸着那厚实的棉布,手指在上面反复摩挲,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砸在深蓝色的布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没说话,只是用力点头,然后抱着布和棉花,挪回窑洞,开始翻箱倒柜找针线。
父亲从地里回来,看见炕上摊开的布和棉花,也愣住了。他蹲在炕边,看了很久,然后起身,走到院子里,继续劈柴。斧头起落的声音比平时更重,更急。
那天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开始裁布。剪刀划过棉布,发出清脆的嚓嚓声。父亲蹲在炕沿边,看着母亲忙碌,偶尔递个顶针,穿根线。煤火静静燃烧,窑洞里弥漫着新棉布特有的、略带生涩的气味,混合着煤烟和母亲熬煮的草药味,构成一种复杂而真实的生活气息。
祁林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慢慢柔软下来。
新棉袄还没做好,秦村的闲话已经传开了。
先是有人看见祁林家烟囱天天冒烟——那是烧煤的迹象。煤在八十年代末的黄土高原农村,还是奢侈东西。大部分人家冬天烧柴,只有极少数条件好的才舍得买点煤块掺着烧。祁林家不仅烧煤,还天天烧。
接着有人看见祁林母亲穿着崭新的深蓝色棉袄,在院子里晒柿子——那棉袄的厚度、那颜色,一看就是新做的。祁林父亲也换上了新棉裤,虽然外面套着破旧的单裤,但走路时那鼓囊囊的轮廓,瞒不过有心人的眼睛。
再后来,有人从县城回来,说看见祁林在市场里倒腾枣子,跟供销社的人说话,“熟得很”。
闲话像冬天的风,无孔不入。
“祁家小子到底干啥了?咋突然有钱了?”
“听说在县城投机倒把!”
“可不敢胡说,那是犯法的!”
“那你说他哪来的钱买煤扯布?”
“也是……”
这些议论,祁林多少能听到一些。他不在乎。只要父母暖和了,吃饱了,母亲腿不疼了,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但他低估了闲话的传播速度,也低估了某些人的“关心”。
腊月初八那天,村里有熬腊八粥的习俗。虽然日子穷,但家家户户还是会凑点杂粮豆子,熬一锅稠糊糊的粥,图个吉利。祁林家今年也熬了——母亲用祁林从县城带回来的红豆、花生,加上自家的小米、玉米碴,熬了满满一大锅。粥的香气从窑洞里飘出来,混着煤烟味,在寒冷的空气中格外诱人。
下午,村里几个老汉聚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晒太阳——这是秦村冬天的“信息交换中心”。祁林父亲也被叫去了,蹲在墙角,听别人闲聊。
村支书秦有财也在。他披着件半旧的军大衣,手里夹着烟,正跟几个老汉说今年乡里的救济粮指标。说着说着,话锋一转,目光落到祁林父亲身上。
“老祁啊,”秦有财吐出一口烟,脸上堆着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听说你家林小子最近挺忙活?”
祁林父亲心里一紧,含糊道:“娃……娃勤快。”
“是勤快。”秦有财点点头,“这大冬天的,别人都猫冬,你家林小子三天两头往县城跑。咋,找到啥发财的门道了?”
周围几个老汉都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看向祁林父亲。
祁林父亲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不知该说啥。
秦有财往前凑了凑,声音压低了些,但周围人都能听见:“老祁,咱们一个村的,有啥好事,可不能藏着掖着啊。你家林小子脑子活,要是真找到了门路,也带带村里人嘛。你看咱们村,穷得叮当响,谁家日子好过了?”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字字都像针,扎在祁林父亲心上。
“没……没啥门路。”祁林父亲终于憋出一句,“就是……就是娃瞎折腾。”
“瞎折腾能折腾出煤来?能折腾出新棉袄?”旁边一个老汉插嘴,语气里带着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
秦有财摆摆手,示意那老汉别打岔,眼睛依然盯着祁林父亲:“老祁,我可听说了,你家林小子在县城倒腾东西。这年头,政策是放开了,但有些事儿……还得注意分寸。你是他爹,得管管,别让娃走了歪路。”
这话里的警告意味,再明显不过。
祁林父亲蹲在那里,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寒风刮过槐树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远处,祁林家窑洞的烟囱里,青灰色的煤烟还在袅袅升起,在苍白的天色中划出一道刺眼的痕迹。

